“武德年称假玉瓷，即今真玉未为奇。”

“寻常工作经千指，物力艰难那得知。”

元代景德镇青花瓷器的烧制成功，是中国陶瓷史上划时代的事件。这种白地蓝花融进了中国传统水墨画的素净和飘逸，具有相当典型的民族特色。加上青花是釉下彩，花纹永不褪落，一经问世，便风行四方，成为瓷器的主流。景德镇也因之迎来了空前的繁荣，成为驰名中外的“瓷都”，“至精至美之瓷，莫不出于景德镇”。

公元582年，陈太建十四年一月十日，陈宣帝陈顼去世。十一日，太子陈叔宝在父皇灵柩前哀哭治丧时，其异母弟陈叔陵忽然取出涂抹了毒药的利刃，直击兄长后颈。陈叔宝猝不及防，当即闷绝于地。

陈叔陵见未砍中要害，还欲上前再补上一刀，太子生母皇后柳敬言慌忙挺身相救。陈叔陵毫不客气，又挥刀将柳后砍伤。太子乳母吴氏自后抱住陈叔陵胳膊不放，陈叔宝这才趁机爬了起来，在左右护卫保护下拼命逃出，旋即调派大将萧摩诃讨伐陈叔陵。最后，陈叔陵被杀，侥幸不死的陈叔宝终于得登大宝之位，即为陈后主，是陈朝末代皇帝。

当时隋朝已经统一北方，隋文帝杨坚雄心勃勃，志在天下。而于凶险中侥幸即位的陈后主自恃有长江天险，不理朝政，只知宠爱美女张丽华，奏伎纵酒，作诗不辍。又大建宫室，在本已极为壮丽的华林园中增建临春、结绮、望仙三阁，高达数十丈，以沉、檀香木作门窗栏槛，并下令新平镇（新平镇：古镇名，因当地人以制陶为业，又称陶阳镇。东晋时改为新平镇，即今江西景德镇。水土宜陶，南朝陈时已有制瓷业的记载，以陈后主令烧陶瓷柱础尤为著名。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唐廷设置新平县，而原新平镇因在昌江之南，遂改新平镇为昌南镇。后新平县又先后更名为新昌县、浮梁县（即为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名作《琵琶行》诗句“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中所提“浮梁”，事见同系列小说《大唐游侠》），县治也因易遭水淹而迁至新昌江口（旧城东南岸）。宋真宗景德年间，改昌南为景德镇，因年号名，据《宋会要辑稿》：“江东东路饶州浮梁县景德镇，景德元年置。”从此“天下咸称景德镇瓷器”，“而昌南之名遂微”。）瓷窑烧制陶瓷柱础（柱础：古代建筑构件一种，承柱的础石，柱下的基础。古代人为避免落地屋柱潮湿腐烂，往往在柱脚上添上一块石墩，使得柱脚与地坪隔离，起到防潮作用。同时又能加强柱基的承压力，使柱身的承载重量能均匀分布于较大面积上。柱础多为石质，也有木质和铜质之记载。又，陶与瓷本为不同器皿，瓷器表面施釉，烧成温度更高，质地坚硬，吸水率极低，敲击能发出清脆的金属声。陶器多不施釉，烧成温度略低，质地不如瓷器坚硬，吸水性比较强，敲击时发出的声音不清脆。但后世多用陶瓷代称瓷器，如景德镇又称“陶阳”，又有《陶歌》，此“陶”即指瓷器。书中另会涉及陶壶，是一种陶器。）进献，供三阁御用。

新平镇接到陈后主诏令后，立即开始赶工。然窑场生产出来的柱础虽然雕镂精巧，但却因为原料本身的强度不够，承受不住高大阁柱的沉重压力。几度试制，仍不堪用。陈后主本意意在创新，欲建造三座前所未有的楼阁，不想瓷器虽由土石烧制而成，坚固程度却远远不及其本源，既是事与愿违，只得悻悻作罢。然新平瓷窑的名声却就此传扬了开去，自此之后，当地人多以烧制陶瓷为业。

数年后，陈朝灭亡，隋朝一统南北。又过了四十年，李唐代隋，天下气象为之一变。新平瓷工陶玉将自己烧制的瓷器运往关中销售，其瓷器以当地高岭土（高岭土：又称膨土岩、斑脱石、甘土、皂土、陶土、白泥、瓷土，是一种以高岭石为主要成分的黏土矿物，富含硅、锌、镁、铝等矿物质，呈白色软泥状，颗粒细腻，状似面粉。其化学成分相当稳定，被誉为“万能石”，是制作瓷器的重要原料。因最初在中国江西景德镇高岭山一带发现而得名。1712年，法国传教士昂特雷柯莱（又译作安特略可）曾向国外介绍过高岭瓷土，自此高岭土声名远扬，身价百倍。今国际上用Gaoling（“高岭”译音）作为制瓷原料的代用语。质纯的高岭土呈洁白细腻、松软土状，具有良好的可塑性和耐火性等理化性质，用它制出的瓷器质地坚硬，刀不能刻，敲起来声音清脆。可惜的是，景德镇高岭山所产高岭土早在清代已被开采殆尽，但是由于高岭山在陶瓷史中的显赫地位及保存有大量古遗迹，至今仍是景德镇的著名观光旅游胜地。又，高岭土即民间所称观音土。大饥荒时期，观音土常被饥民当成食物充饥，吃下后暂时解除饥饿感。如崇祯三年（1630年）陕西大饥，陕西巡按马懋才在《备陈大饥疏》中称陕西百姓只能吃观音土填饱肚子。但观音土并非有机食物，含大量氧化铝，不能被人体消化吸收，少量吃不致命，但由于毫无营养成分，吃久了人还是会死于营养不良。此外，吃了观音土会有腹胀、手足浮肿、难以大便等症状，历史上曾出现过大量食用观音土致死的案例。）烧成，土腻质薄，莹缜如玉，立时轰动京城，达官贵人争相购买，直至惊动了皇宫中的唐高祖李渊。唐高祖慕名欣赏过陶玉瓷器后，由衷惊叹，称赞其为“假玉器”。

武德四年（621年），唐高祖正式颁布诏令，命新平就镇设县（据说“新平”意为新近平定，与晋代大将陶侃（籍贯都昌，陶渊明曾祖父）在此地平定过一场叛乱有关。最初的新平县地域很大，包括后来的祁门和婺源的一部分。唐玄宗开元年间，改新平为浮梁，并析东南游金乡与休宁县西南合置婺源县，缩减浮梁县面积四分之一以上。但当地方言（通用浮梁话）仍属徽语祁婺片。唐代宗年间，又分出浮梁县东北部与歙州合黟县西南部置祁门县，再次缩减浮梁县面积三分之一以上。），改新平镇为昌南镇，并指名要求当地制瓷能手霍仲初制器进御，“于是昌南瓷名天下”。自此，昌南瓷器通过丝绸之路源源不断运往四方，誉满海内外，为中国赢取了巨大财富及不朽声名，外国人甚至以“昌南”（China的英文发音即源自景德镇的历史名称“昌南”。）作为东方中国的代名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丝绸之路上，丝绸、瓷器、茶叶是三宗大件商品，来自江西的瓷器和茶叶占了相当分量。浮梁不仅以制瓷独步天下，更是当时中国的主要茶叶产区和集散地（据《元和郡县志》：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年），浮梁“每岁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余万贯”，茶叶产量和税收各占当时全国的八分之三和三分之一。当时人们往往将“浮梁茶”作为“茶”的代名词，称“茶商”为“浮梁之商”。），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号称“万国来求”。

宋代时，物质文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宋朝也是中国古代经济最发达、商业最繁荣的朝代，其最鼎盛之时，一年的铸钱量最高达五百万贯，而明朝总共二百七十六年的历史，总铸钱量也仅一千万贯。）。彼时瓷器亦是重要外销商品，窑场遍布全国各地。各窑（窑：烧砖、瓦、陶瓷器的构筑物。本书中，“窑”有多重意义，有的指烧火的火窑，即“窑”本身的意义；有的与地名连用，如“景窑”通指景德镇所产瓷器，“汝窑”指汝州所产瓷器等；有的与年代连用，如“宣窑”“成窑”分指明代宣德、成化年间所生产的瓷器；也有与姓氏或姓名连用的，如下文将要出现的“崔公窑”，代指名匠崔国懋所制作的瓷器。请读者自行根据上下文分辨，不再一一注释。）所产瓷器各具特色，如昌南依旧以青白瓷知名于世，其釉色介于青白二色之间，青中有白，白中显青，号为“影青”。景德年间，宋真宗因酷爱昌南瓷器，特下诏以年号命名名瓷产地，改昌南镇为景德镇。

然因利益巨大，瓷器行业竞争亦相当激烈，景窑并非一枝独秀，名窑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冒出，尤以汝窑、定窑、官窑、哥窑、钧窑五个窑口产品最为有名，号称“宋代五大名窑”。

汝窑位于河南汝州，被公推为五窑之首。其瓷器以青瓷为主，釉色有粉青、豆青、卵青、虾青等。因胎体较薄，釉层较厚，色如堆脂，釉面有细微开片，呈现出玉石般质感，庄重大方，魅力独特。

定窑位于河北定州，以白瓷为主，瓷质细腻，质薄有光，釉色润泽如玉。

官窑北宋时位于开封，主要烧制青瓷，釉色以月色、粉青、大绿三种颜色最为流行，器物造型带有宫廷风格，雍容典雅，质地优良。

哥窑又名哥哥窑，产于浙江处州，胎色黑褐，其釉均为失透的乳浊釉，釉色为粉青或灰青。其主要特征是釉层冰裂，釉面有大大小小不规则的开裂纹片，俗称“开片”或“文武片”。细小如鱼子的叫“鱼子纹”，开片呈弧形的叫“蟹爪纹”，开片大小相同的叫“百圾碎”。

钧瓷位于河南钧台，所产瓷器两次烧成，第一次素烧，出窑后施上釉彩，二次再烧。由于釉层中掺入了其他配料，在烧制过程中，配料汽化，造成了奇特的艺术效果——除本色釉外还会变出其他颜色，红、蓝、青、白、紫交相融汇，千变万化，灿若云霞，宋人以诗句“夕阳紫翠忽成岚”赞美之——此即为“窑变”，是中国制瓷史上的一大发明。由于瓷层较厚，入火后釉料自然流淌，以填补裂纹，出窑后形成流动型线条，类似蚯蚓在泥土中爬行的痕迹，故称为“蚯蚓走泥纹”。因其色泽纹路奇特，深受皇宫贵族喜爱。

北宋灭亡，宋室南渡，河北、河南之地多为金人所占，汝窑、定窑、官窑、钧窑均因之受挫，从此衰微直至消亡。南宋虽然又在临安凤凰山再设官窑，然瓷器行业之兴旺繁荣已大不如前。

蒙古入主中原后，建立了横跨欧亚大陆的大元帝国。执政者极端重视对外贸易，外销商品需求量剧增，由此极大刺激了手工业的发展。瓷器业再逢春天，各地窑场生产规模普遍扩大，烧造技术也更加成熟。景德镇在出产高岭土的地利之便上，更是取得了工艺上的新突破，发明了“二元配方法”（瓷器制作原先是先用瓷石制成瓷胎，再入窑在高温下烧制成瓷器，称为“单料成瓷”。景德镇所发明的“二元配方法”，则是使用瓷石和本地特产高岭土两种原料混合来制造瓷器。高岭土主要在地表之下，其质地和成分的不同可以直接影响到陶和瓷在窑中的变化，所以优质的高岭土可以制作出出色的器物。以高岭土作为制瓷原料，大大促进了陶瓷工艺水平和制品质量的提高。而景德镇高岭土的开发和利用，为当地制瓷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世界陶瓷工艺的发展起了重大的变革作用。又，制瓷用高岭土和瓷石配比而成，是中国传统制瓷工艺的一个特征。），提高了烧成温度（使用“二元配方法”有效提高了烧成温度，如此就能相应改变釉（参见后面注释）的配方。唐宋时，景德镇瓷釉采用釉果掺入釉灰配制。釉果是一种风化较浅的瓷石（主要特性是二氧化硅和三氧化二铝含量比普通瓷石高）。釉灰用石灰石、凤尾草烧炼而成，主要成分是石灰石（主要成分是碳酸钙，煅烧后含氧化钙达90％左右）。元代时，由于“二元配方法”使烧成温度提高，瓷业工匠增加了釉果成分而减少了釉灰成分，使釉的浓度增高。这样，釉层的三氧化二铝增加、氧化钙减少，改变了釉面状态，使得釉层厚度可以增加，釉面的显色也相应改变，釉表更加光泽柔滑，瓷器洁白无瑕，更为精美。），减少了器物变形，使得烧造大型器皿成为可能。www.99csw.com

不独如此，景德镇的能工巧匠还将中国传统绘画技巧与制瓷工艺结合起来，烧成了青花、釉里红等釉下彩（釉（yòu）：是以长石、石英、滑石、硼砂、高岭土等矿物为原料制成的物质，按一定配比研磨制成釉浆（又称釉料），施于瓷器、陶器坯体表面，经一定温度煅烧，便成为具有玻璃光泽的涂层。在金属表面施加的釉层，则称为珐琅。能增加制品的机械强度、热稳定性和电介强度，还有美化器物、便于拭洗、不被尘土腥秽侵蚀等特点。相应地，彩绘瓷器分为两种：一种是釉下彩，另一种是釉上彩。釉下彩是在瓷胎上釉之前，先用色剂在胎体上画上装饰色彩或图案，上釉后经过焙烧，便永久地附着在瓷器上。釉上彩则是先在瓷胎上上釉，烧过一次后，再用着色剂画在釉上，然后再烧一次。）瓷器，自此结束了瓷器釉色仿玉类银的历史，为中国瓷器翻开了新的一页。

“青花”是指瓷胎（尚未涂施釉料的瓷器胎骨称之为“胎”。由于做胎的泥有精粗之分，故胎的名目也各异。如精细瓷泥所用的称瓷胎；用泥捣水中，取其未沉的细粉澄之而做的为浆胎，即用精细淘洗之浆泥制成的质轻松软瓷胎，俗名“浆胎”；用普通较粗瓷泥做的瓷器为瓦胎；笨重而坚朴的为石胎；瓷器胎土含铁量较多，烧成后色黑褐如铁的称铁胎，如宋代建窑兔毫盏一类的胎。）制作完毕后，先以青料（青料又称青花料，即后世所称钴料。钴料是一种矿物质，在高温下呈现蓝色，且着色力强，发色鲜艳，窑内气流对它影响较小，烧成范围较宽，呈色稳定。顾名思义，钴料的主要成分是钴。钴是一种化学元素，符号为Co，原子序数27，属过渡金属，具有光泽的钢灰色金属，比较硬而脆，有铁磁性。公元1735年，瑞典化学家布兰特（Brandt）首次分离出钴。1780年，伯格曼（Bergman）将钴确定为一种新元素。钴的英文名称“Cobalt”来自于德文的Kobold，意为“妖魔”，因为钴矿有毒，矿工、冶炼者常在工作时染病，钴还会污染别的金属，这些不良效果过去都被看作坏精灵的恶作剧。钴矿主要为砷化物、氧化物和硫化物。钴在常温下与水和空气都不起作用，性质同铁、镍相似。在加热时，钴与氧、硫、氯、溴发生剧烈反应，也能与一氧化碳形成羰基化合物。今人可以用科技手段分析，但古人却在有限的条件下不断进行工艺创新，将公认有毒的钴矿应用于瓷器制作，这需要大量反复的实践才能做到。）为色剂，在素坯（原料经过陶车或手捏成的定形，没有经过火烧，其质仍是生土的叫“坯”，为专业术语，近似于“胎”。）上绘画，名为“画青”或是“画料”。画料与一般的绘画不同，由于受到坯体材料和形状的限制，表现技巧有一定的变化。图案以动物、植物为主，也有山水、人物等，但绘画吸纳了文人画元素，从始至终保持了中国画风格，由此显露出鲜明的中华民族特色。画料之后，再上透明釉，然后入窑在高温下一次烧成。青料经火发色，即呈现出鲜艳的蓝色花纹。

元代景德镇青花瓷器的烧制成功，是中国陶瓷史上划时代的事件（青花瓷形成青花的关键在于钴料（青料）。钴料的应用有着悠久的历史——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曾利用它的化合物制造有色玻璃，生成美丽的深蓝色；中国唐朝彩色瓷器上的蓝色也应用了钴的化合物作着色剂。因而准确地说，青花瓷并不是创始于元代，在唐代时就已经出现。但由于青花瓷的普遍出现和趋于成熟是在元代，且“二元配方法”创于元代，此技术明显提高了瓷器表面光滑度，与青花釉下彩工艺相得益彰，因而公认为元青花为青花瓷历史的里程碑。又，据说元代统治者大力推广青花瓷，是因为青花的蓝白两色正好暗合蒙古起源图腾“苍狼白鹿”的颜色。）。这种白地蓝花融进了中国传统水墨画的素净和飘逸，具有相当典型的民族特色。加上青花是釉下彩，花纹永不褪落，一经问世，便风行四方，成为瓷器的主流。景德镇也因之迎来了空前的繁荣，成为驰名中外的“瓷都”，独树一帜——“至精至美之瓷，莫不出于景德镇”。进一步讲，青花瓷的流行，完全改变了陶瓷多元化的格局，最终形成了以景德镇为中心的生产局面。虽则河北彭城出黑花瓷，浙江处州产青瓷，福建德化有白瓷，江苏宜兴有紫砂器，尽为天下名窑，然均不能与景德镇比肩（明人宋应星在其名著《天工开物》中记述：“合并数郡，不敌江西饶郡（饶州）产……若夫中华四裔驰名猎取者，皆饶郡浮梁景德镇之产也。”）。

入明后，青花瓷进入极盛时期，几近垄断了彩瓷市场。景德镇更是“村村窑火，户户陶埏”，成为“五方杂处”，有“十八省码头”之称的陶瓷大都会；有窑近三百座，从事瓷业人员多达十余万人，“窑户与铺户当十之七八，土著十之二三”，“集天下名窑之大成，汇全国技艺之精华”，以“工匠来八方，器成天下走”而名闻天下。

由于青料选用的不同，不同时期的青花瓷器显现出不同的特点。明初和元代一样，采用外国贡品苏泥勃青（苏泥勃青：又称苏麻离青、苏泥麻青等。其名称的来源，一说是来自波斯语“苏来曼”的译音。这种钴料的产地在波斯卡山夸萨姆村，村民们认为是一个名叫苏来曼的人发现了这种钴料，故以其名字来命名此料。另一种说法是，苏泥勃青应为苏麻离青，是英文smalt的译音，为一种蓝玻璃。此料属低锰高铁类钴料，故青花呈色浓重青翠，有“铁锈斑痕”，俗称“锡光”，产地在古波斯或今叙利亚一带。）。这种进口青料发色，由于含铁量高，线条纹理或青料凝聚处容易产生结晶斑，呈浓黑的松烟墨色，由于闪烁出金属般的光泽，故称“黑铁锈斑”。又由于含锰量低，降低了青中含紫含红色调的因素，因而易发出靛蓝的光泽，绚丽而浓艳，凝重而通透，仿如浩瀚深邃的夜空，散发着神秘诱人的气息。正是由于苏泥勃青发色明艳，呈色爽而不鲜，色性安定，散晕在瓷器胎釉之间，青翠披离，淋漓尽致，令人珍爱，故采用该青料的青花瓷器号称“开一代未有之奇”。

然洪武、永乐时，因“配用未当，故青花未精”，瓷器釉面常常白中泛青，青花发色不稳定，有的色泽发灰，且常有晕散现象，即俗语所称的“洇”。洇本指墨水落在纸上向四外散开或渗透的情状，画坯亦是同理。用苏泥勃青作画时，青料往胎体四下晕开，容易产生毛茸茸的“花边”，如果绘制人物，便极易走形，因而这一时期的青花瓷器很少有人物图案。

宣德年间，青花瓷器工艺取得突破性进展，号称“青花之精，空前绝后”。这一时期的青料仍采用苏泥勃青，为了克服苏泥勃青的晕散现象，兼之进口青料珍贵难得，常常将苏泥勃青与色调较淡的平等青料（平等青：又称为“陂塘青”，产于今江西乐平，以色调淡雅著称。）混用。画料时，多使用小笔触着色法，有浓有淡，层次丰富，墨渖淋漓，大有写意水墨画的意趣。并刻意加厚了釉层，使得青花发色趋向柔和。由于釉层较厚，瓷器表面通常有轻微的凹凸不平，称为“橘皮纹”，形成很好的纹理感。成化之后，苏泥勃青原料断绝，不复再得，色彩浓艳、洒脱奔放的宣德青花遂成为绝响，从此有“青花贵宣德”的说法。

成化后，青花瓷多采用平等青料，呈色蓝中泛灰青，清澈淡雅，明快清晰。由于平等青料含铁量不及苏泥勃青，青花瓷上再不见铁锈斑，也不及宣窑瓷器深沉醇厚。着色不再使用小笔触，而采用双勾线条、一笔涂抹等，色调简洁，在细白滋润的白釉衬托下，显得清新悦目，幽雅脱俗，但也不及宣德青花那般富有层次美感。

正德时期，青花瓷器多采用石子青（石子青：又称“石青”，亦称“无名子”，产于江西。此料单独使用时，青花发色灰暗甚至发黑，明清两代民窑（民营及个体手工业者）普遍采用此料。官窑（官营，有资源优势）则用于与回青调和使用。）作为青料，青花发色更淡，色调偏灰。为弥补石子青色沉不亮的缺陷，通常加厚施釉，因而釉色光亮莹澈，带有气泡。因青料不比前代，工匠们便用精练的绘画技法来弥补，纹样采用双勾填色，大笔平涂渲染，画面无笔触痕，构图较满，图案生动精致。这一时期的青花瓷呈现出罕见的异域风情，多采用阿拉伯文或波斯文做装饰。

嘉靖时期，瓷窑使用回青（回青为石青中之最贵者，有产于中亚、新疆、云南等多种说法。明代嘉靖至万历前期多用此料。此料发色菁幽泛紫，若单独使用则混散不收，故多与石子青混合使用，但若石子青过多，又会造成色沉而不亮。故有严格比例，有分上青、中青。上青每两回青加石青一钱（混入石子青10％），用于混水（填色），发色清亮。中青四六分加（混入石子青40％），用于设色（勾勒轮廓），笔路分明清晰。）做青料，且讲究青料的提炼过程，浓翠鲜亮，菁幽可爱，蓝色浓翠而略泛紫红色。虽然画工精重不及宣德、成化，却因色泽浓烈而独步于青花瓷制作长廊中，颇受推崇。且产量极大，仅次于宣德窑，景德镇出现了“昼间白烟蔽空，夜间红焰冲天”的壮观景象。自嘉靖八年（1529年）至三十一年（1552年），每年由景德镇运送至北京的瓷器多达三十余万件。

彼时景德镇瓷工以崔国懋最为知名，专门仿制宣德、成化类型瓷器，极为成功。其青花器以盏式碗颇具特色，较宣德、成化两窑大，却不逊其色，精好相同，各地争相购买，成为民窑巨擘，世称“崔公窑”。

到了万历皇帝登基时，跟之前苏泥勃青一样，回青亦步其后尘消耗殆尽。“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缺乏好的青料，画料亦变得草率。且因开采泛滥，优质瓷土渐渐缺少，直接导致瓷器制作水平大幅度下滑，“器质较前多逊，不及嘉窑青花”。为了吸人眼球，引人购买，“又以淫巧为务，其秘戏器（秘戏器：以淫秽纹样为装饰或以淫秽动作或神态为雕塑的器物。明代中期以后，商业经济不断发展，市民阶层不断扩大，手工业与商业最发达地区如安徽、江西、江苏、浙江等地已生发出旺盛的资本主义萌芽。与社会经济结构裂变相一致，传统道德体系亦受到强烈挑战，社会风气由俭入奢，人们更看重自我价值，毫无顾忌地追求生活和娱乐的享受，对“好货”“好色”等事非但不以为耻，而且引以为荣，小说《金瓶梅》即诞生于此背景下。）一种，殊非雅器”。

幸运的是，在经历了近十年的低迷状态后，人们及时开发出了浙料（浙料：又称“浙青”“土青”，产于浙江绍兴、金华、衢州一带小山上，当地人称其“土钴”。国产青料中以浙料最为上乘，重则浓红，轻则淡翠。明人宋应星《天工开物》记载：“凡画碗青料，总一味无名异。……此物不生深土，浮生地面，深者掘下三尺即止，各省直皆有之。亦辨认上料、中料、下料。用时先将炭火丛红煅过。上者出火成翠毛色、中者微青、下者近土褐。……如上品细料器及御器龙凤等，皆以上料画成。……凡饶镇所用，以衢、信两郡山中者为上料，名曰‘浙料’。”）作为新品种的青花料。浙料呈色鲜蓝青翠，明净艳丽，莹澈清亮，艳而不俗，有如蓝色宝石，与嘉靖青花蓝中泛紫的特征有很大的区别，鲜艳而无火气。有了浙料之后，不但发色质量迅速得到提高，工匠们还开创性地使用淡描青花、铁线描、勾筋淡水点染的绘画技法，使得青花画面愈发具备艺术的美感。

一工于器，名家起家。景德镇一时能手辈出，如吴明官、陈仲美、吴为、周时臣等，均为名震当世的制瓷巨匠——器则美备，工则良巧，精进不已，卓然可观，力求超越前古。浮梁官民（“官”指官窑，即朝廷官办的御窑厂。“民”指民窑，顾名思义民间窑口。本书中“民窑”多为通指，既包括有实力的大规模民间作坊，也包括从事瓷业的个体手工业者。）竞市，一派繁荣景象。青花瓷再度迎来了一个黄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