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民俗节日中，七月十五颇富特色，既是民间的鬼节，俗称“七月半”，又是佛教的盂兰盆节，还是道家的中元节。对于以瓷器为基业的景德镇而言，这一天更具有特别的意义，是瓷业窑主决定佣工请进、辞退及结算上半年工薪的日子，因窑主要在这一天决定是否更换工匠，故称“变工节”。

“在山石骨出山泥，水碓舂成自上溪。”

“要是高庄称好，船连载任分携。（“官”指官窑，即朝廷官办的御窑厂。“民”指民窑，顾名思义民间窑口。本书中“民窑”多为通指，既包括有实力的大规模民间作坊，也包括从事瓷业的个体手工业者。）”

烧制瓷器首先要开采瓷石（属石质矿物）作为原料，这首诗前两句讲述的是在山里开采瓷石后，再运到设置在溪河边的水碓（利用流水冲击带动碓车）加工，经粉碎、淘澄后，制成砖状泥块，称谓泥（dǔn），又称作子。后两句是间接称赞高庄出产的子质量高。高庄即浮梁（今江西景德镇）瑶里高岭山，以出产优质瓷土而闻名世界，高岭土在后世成为世界矿物学专用名词。高岭土矿物组成独特，不必粉碎，只要用水滤去尾沙，即可制成子。

“方方窨子滤澄泥，古语儿童莫坏坯。”

“炼到极稠捶极熟，一归模范即佳瓷。（这首诗是讲炼泥，必须以马尾细箩（用马尾做成的箩筛，孔很细小）及绢袋反复澄过，以保证坯泥的细度。配制釉料亦是如此。窨（yìn）子是指地窖。“古语”一句指儿童要从小教育，不能坏了坯架，这里代指练泥时就要把泥练好，以便模之范之而成器。模范是制作器物的模型，泥练到稠熟后，置于模内加工即可成瓷坯。）”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唐人白居易这首《忆江南》是公认描写江南景色的名作——碧绿的江水，艳红的江花，绚丽多彩，生机盎然。最美的地方，最美的时刻，最美的景色，怎由得人不深深向往？

由于白居易曾在苏杭为官，加上另有两首诗明确提及杭州、苏州，因而公认此诗所描绘的亦是苏杭风光。但还有一种说法，说是白居易笔下的“江南”其实是指浮梁，更具体地说，是昌江之南的景德镇。

白氏长兄白幼文曾任浮梁县主簿，白居易青年时期曾在昌南住了几年。吸引他的不单有光彩夺目、明丽如画的自然风光，还有当地朝茶暮酒的习俗。这一段生活经历时间虽不长，却令他刻骨铭心，以致后来白居易做了杭州刺史，还特别号召天竺、龙井一带农家学习浮梁茶农垦山种茶，大力发展茶叶生产，此即后世著名杭州龙井茶之来历。

唐宋时的浮梁，确是人间天堂——境内遍布山峦、河流，秀峰绵延，山色如黛，河溪婉转，绿水似练；山中有水，树色参差，水带环山，浟湙潋滟；山色水光，交相辉映，天光云影，并生共处，正所谓“湖光接晴空，山色有无中”。以山林为骨，以河水为脉，“浮梁”的名字正是由此而来（浮梁位于黄山、怀玉山余脉与鄱阳湖平原的过渡地带，境内层层叠叠的大小山峰密布，地势四周高、中间低，形似盆状，以低山、丘陵为主，也夹有面积不大的平原。境内河流亦如蛛网密布。其中以源于安徽省祁门大洪山的昌江（祁门本名阊门，即昌门，故名）为主，它自北向南贯穿全境，支流有南河、东河、西河等。由于昌江水源丰沛，溪流纵横，支系极多，民众多伐木为排，浮江而下。“浮梁”即由此而来，颇为形象地概括了此地山多、木多、水多的特点。）。

浮梁所辖景德镇（从唐代到清代，景德镇一直为浮梁县管辖的一个市镇。明时浮梁县共分10个乡，每个乡又分若干都或里，共56个都。景德镇仅有浮梁县西南方向两乡的里仁、镇市两都。镇区东起马鞍山，西至昌江河畔，南起小港嘴，北至观音阁，总面积约10平方千米。）距离县城二十里，这一带更是典型的水乡风光——镇内青山起伏，昌江自东北向西南穿过镇区，又分出许多宽窄不一的支流港汊，水深足以行船。民居依山而建，面河而立，粉墙黛瓦，兼之小桥流水，灵动飘逸，古树森然，恬静澹然。外人来到这里，便会不由自主地醉倒在水乡的风韵中。

北宋时，大名士苏轼和黄庭坚到浮梁拜访好友佛印（佛印：宋代名僧。饶州浮梁人，俗姓林。法名了元。宋神宗钦仰其道风，赠号“佛印禅师”。其人具有含容三教的气质，与纯粹的佛教僧人风格不同。且具有强烈的世俗意识，经常参加酒宴并高谈阔论。所结交的朋友，僧人方面反而较少，倒是与士大夫官僚之辈常相往来，是当时士林中众所周知之名僧。与苏轼为方外知交，二人交谊脍炙人口。佛印圆寂后葬浯溪口，苏轼来祭拜时，在佛印坟茔附近的岩石刻作了一篇悼文，名为“三世佛”，字大若蚕豆，约有两千余字，历经千年风雨，一直保存完好。1953年10月，景德镇交通部门疏通昌江航道，将石碑炸毁一半，另一半掉进水中。），三人乘船夜泛昌江（明代匠人王叔远擅长微雕，能用直径仅一寸的木头雕刻鸟兽木石器皿人物等，形神俱备，惟妙惟肖。他听说苏轼三人泛舟夜游昌江的故事后，便将之与苏轼后来的赤壁之游结合起来，加以构思创作，用桃核刻成《月夜泛舟记》。著名学者魏学洢因之作《核舟记》。此篇流传很广，今全文已收入现行初中语文课本。），到东河与昌江交汇处，惊叹于月色下的清幽江景，乐而忘返，留下一段风流佳话，被后人称为“三贤夜游”。以苏、黄二人之见多识广，尚且为昌江月色所陶醉，足见风光之旖旎。

可惜的是，元代以后，简约生动的乡土自然风光逐渐消失了。随着青花瓷器技术的进步，景德镇发展成为典型的手工业镇市（镇市：因民间手工业的发展，在城市和乡村两种历史悠久的传统形态之外出现的新型的“镇”，隶属于县。镇市是乡村经济中心，典型特征是生产意义大于消费意义，其产品不仅在当地销售，满足附近城乡居民的需求，而且还向相距较远的区域性市场甚至全国性市场输出产品。），瓷都地位凸显。这处江南雄镇的繁荣纯然建立在瓷业生产的基础上，“镇人日以盛，镇陶日以精”。所谓瓷之为道，“捣金石之屑，拔草木之精，埏之坯之，輐之绘之，釉之煅之，别土胍火色，寻蟹爪鱼子”，所需无非土、木、火、水之https://www.99csw.com物。于是，瓷石、矿土被挖去做坯，林木被砍伐烧窑。由于毫无节制地向大自然索取，出产优质高岭土的青山最终都变成了光秃秃的平地。不单失去了绿水青山，景德镇亦不再有昔日婉约可人的风姿，“万杵之声殷地，火光烛天，夜令人不能寝”，号称“四时雷电镇”。

转眼又是一年七月半，是景德镇一年中最重要、压力最大的日子，是真正的“夜不能令人寝”。

在中国传统民俗节日中，七月十五颇富特色，既是民间的鬼节（鬼节：相传七月十五是鬼门关大开之日，阎王下令打开地狱之门，让那些终年受苦受难禁锢在地狱的冤魂厉鬼走出地狱，获得短期的游荡，享受人间血食。人们除了趁此机会祭奠祖先外，还会准备一些菜肴、酒、饭、金银衣纸之类，晚上到路口去祭祀孤魂野鬼。），俗称“七月半”，又是佛教的盂兰盆节（盂兰盆节：佛教传说，目连（佛教人物，佛祖释迦牟尼十大弟子之一）的母亲虽然年轻漂亮，却无嘉言懿行，爱财小气，尤其仇视僧人，死后坠入饿鬼道中，过着吃不饱的生活。目连便用神力化成食物，送给母亲。但其母不改贪念，见到食物到来，深怕其他恶鬼抢食。贪念一起，食物到她口中时，立即化成火炭，无法下咽。目连虽有神通，身为人子，却救不了母亲，因此十分痛苦，便向佛祖求助。佛祖为他念《盂兰盆经》，嘱咐他七月十五做盂兰盆以祭其母。于是目连按佛祖指点，在七月十五日这一天准备好百味五果，装入盆中，供养十方僧众。其母由此脱离恶鬼界，升入天堂。佛祖有鉴于此，推而广之，要求佛门弟子尽心行孝，每年七月十五做盂兰盆，施佛及僧，报答父母恩情。），还是道家的中元节（中元节：道教有所谓天官、地官、水官，合称三官。三官是玉帝派驻人间的代表，每年要考察人间的善恶，向上天汇报。三官分别以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十月十五为诞辰，这三个日子也叫三元。七月十五日叫中元，正值地官校籍赦罪之时，这一天，他要拿出厚厚的花名册，根据神仙、凡人、动物的表现，勾勾画画，赦罪免刑。）。对于以瓷器为基业的景德镇而言，这一天更是具有特别的意义，是瓷业窑主决定瓷业佣工请进、辞退及结算上半年工薪的日子。窑主要在这一天决定是否更换做头师傅即领头，领头则决定是否更换板板即小领头（瓷器制作过程复杂，即所谓“寻常工作经千指”，完成一件瓷器通常要经过多名工匠之手。大致可分为六个工种，一个工种称“一脚”，一脚领头称“板板”。通常采用层层雇佣制度，由做头师傅雇佣各脚板板，再由板板负责雇佣伙计。当板板被解雇时，其脚伙计也随之解雇。），板板再决定是否更换伙计即操作工匠，故称“变工节”。

事实上，在瓷器行业，一年只有四大节日——

一是二月十二的“花朝节”，传说这一天是花神生辰，也是景德镇瓷器行业规定的开工日期，行话叫作“花朝起手”。开工时，窑主要摆“起手酒”，请工匠吃饭。二月份工钱则称为“起手钱”。

二是“变工节”，是总结上半年生产情况、制订下半年计划的重大日子。通常要放假三天，窑主先请做头师傅上馆子吃大茶，即炒菜喝酒，在酒宴上决定是否更换做头师傅。如果做头师傅留下，又决定留下板板及其伙计，便先由做头师傅出面请众人上茶馆吃油条，叫作“定事茶”，再由窑主出面请各板板吃蒸肉饭，表示勉励之意。

因“变工节”当日又是鬼节，各行帮（行帮：为维护自身利益结成行业的或地域性的行会组织。有以行业相称的，如圆器、琢器、柴窑等；以地域相称的，如都（昌）帮、徽（州）帮、杂帮（除都昌、徽州之外的统称）等。行业和地域两者往往有所交叉。行帮的组织性相当强，各有行规，具体将在小说情节中谈及。）、会馆（会馆：由同乡或同业组成的团体，始于明初，嘉靖、万历时期趋于兴盛。早期的会馆绝大部分设于北京，主要为同乡官僚、缙绅和科举之士居停聚会之处，故又称为试馆。这一时期的北京会馆主要以地域关系作为建馆的基础，是典型的同乡组织，与工商业者绝少关系。明代中叶以后，在经济发达地区，以工商业者、行帮为主体的会馆大量出现，但这些工商业会馆仍保持着浓厚的地域观念，绝大多数仍然是同乡会馆。工商业会馆的出现，在一定条件下，对于保护工商业者的自身利益起到了某些作用。但会馆与乡土观念的结合，也阻碍了商品交换的扩大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通常也在这一天置办酒食，派人到坟山祭祀亡者（由于景德镇从事瓷业的工匠通常是外籍人士，意外死亡后，限于条件而不能扶柩返乡的，通常由行帮（指地域行帮）出面料理，就地安葬。各行帮在当地均买有坟山，山上立大石碑，上书“某某某义祭总墓”字样。）。

三是十月二十六的“人丁节”，是确定来年人工的日子，性质类似于“变工节”。窑主会在这一天置办酒席，请吃“人丁饭”，决定是辞退还是继续留用做头师傅。如果窑主在席间大谈来年计划，即表示有意留下做头师傅。如果只提一些感谢的客套话，便有辞退之意，做头师傅对此心照不宣。若是做头师傅不愿意在原处工作，也要当天提出辞工。

做头师傅确定留下后，就要立即找齐各个工种的板板，再由板板找齐本工种的伙计。定事后，工匠可向窑主借定钱，叫作“扯八中”。打比方说，工匠先借八两银子，为年底回家过年做准备，到来年“变工节”结算时，要按十两银子在工钱中扣除。

四是十二月十三的“歇手节”。按照行业惯例，坯工统一在这一天停工，不再做坯，故称歇手。俗语云：“起手三日衍，歇手三日赶。”歇手并不意味真正的停工，工匠还需要继续做完架上的半成坯，大约花费数日时间，这才能赶回家过小年。若是生意好，窑主可以延长做工时间，叫作“扯尾巴”，但是必须取得工匠同意，还得在“扯尾巴”期间每天多供应每位工匠四两肉和“耳朵钱”。

瓷器是景德镇的经济命脉，镇中之人直接从事瓷业者十之八九，余下民众亦多靠与瓷业相关产业谋生。在这样的氛围环境下，一年之中最重要的日子不再是春节、中秋、冬至等传统节日，而是七月十五“变工节”及十月二十六“人丁节”。

“变工节”尤其关键。瓷业行话有云：“七死八活九翻身。”说的是每年七月以前是淡季，坯工通常都会在七月歇工。到了八月秋收季节，各地行商都会赶来景德镇购买瓷器，瓷业迅疾转入旺季。且九月秋高气爽，瓷坯容易干燥，是做坯的黄金季节。工匠能否挣钱，就要看这几个月的做活儿。俗语云：“做吃不空，坐吃山崩。”工匠若是不能在“变工节”被窑主雇佣，便只能“坐公馆”，失去饭碗，坐吃山空，还要遭人白眼。手艺差些的工匠往往寝食难安，有一技之长者亦有相当的危机感。盖因景德镇是中国瓷都，制瓷水准在世界首屈一指，巧匠云集荟萃，名家层出不穷。俗语有云：“一山还比一山高，强中自有强中手。”在利润巨大、竞争激烈的瓷业更是如此。

以民窑为例，景德镇号称“民窑三千”，嘉靖、隆庆年间以都昌人氏崔国懋所烧崔公窑为冠。崔窑擅长模仿宣德、成化青花，所烧瓷器精美绝伦，能够以假乱真。后来更在青料匮乏的情况下发展出青花五彩（崔公窑传世青花五彩作品有“维香”款及“成化”款五彩酒盏一对，为英国人大维德所买。大维德具有罕见的欣赏品味和学术眼光，收藏有1400多件中国瓷器，绝大多数为历代官窑中的精品及带重要款识的资料性标准器。），亦有相当特色，独步一时。

五彩是以釉下青花与釉上五彩相结合的工艺。五彩通指蓝色以外的其他彩色，如红色、黄色等。因为明代尚未发明釉上蓝彩，彩绘中的蓝色须得使用青花，称为蓝彩。如此，定好瓷器图案后，需要先以釉下青花描绘蓝色部分，上釉烧成后，再用釉上彩料绘完剩下图案其他部分，最后入窑烧制而成。

最早的青花五彩由成化斗彩（“斗彩”一词始见于清《南窑笔记》，明代文献未见记载，明人所谓“青花间装五色”应该是时人对“斗彩”的称谓，但在本书中一律称“斗彩”。书中另有“青花见五色”，并非明人“青花间装五色”，而是另一种类型的青花瓷器（只有青花蓝，没有其他彩色）。又，本书故事发生在万历年间，对部分历史素材作了综合处理，如将“斗彩”称谓提到了明代。又如三帮（都帮、徽帮、杂帮）的完全形成，在历史时间轴线上还要更晚一些，本书也予以了提前。）发展而来。斗彩与五彩情形大致类似，也是以釉下青花与釉上彩色拼合成纹，来完成彩绘。但在斗彩瓷器中，青花在图案中以骨架形式出现，是构成整体装饰的决定性主色，诸多釉上彩色只是附庸和陪衬。而在五彩瓷器中，青花并不是主色，只是普通一色，地位与红、黄、绿等彩色相同。由于青花所起的作用截然不同，五彩和斗彩制成品的风格也完全不一样——五彩纹饰满密，色彩艳丽，华丽之极，有大富大贵之气，图案富有层次感和真实感；斗彩则保持了青花的幽倩色调，主体画面高洁朴素，间或点缀的彩色又改变了青花的单一色相。

青花五彩瓷器盛行于嘉靖、万历年间，虽并非崔国懋首创，却在其手中发扬光大。崔氏更是在传统五彩基础上发展出一种填彩，先以青料双勾花鸟、人物之类于胚胎上，烧成青花后，复入彩炉，填入五色，最后入窑烧成。崔窑填彩不仅画面生动活泼，清丽鲜美，且立体感十足，趣味盎然，面世后大受市场欢迎，一时供不应求。

然崔窑优势并未保持多久，万历后即有徽州（徽州：古称歙州，又名新安，下辖六县，歙县、黟县、休宁、婺源、绩溪、祁门。府治歙县（今安徽歙县）。嘉兴：府治今江苏嘉兴。）吴明官横空出世，进一步发展创新了青花斗彩技术。吴明官将青花分为淡蓝、浅蓝、蓝三种料色，再以些微彩色来搭配深浅浓淡不一的青花，极具中国水墨画的淋漓美感。与其说是斗彩，倒不如叫点彩、染彩更合适，惊艳之极，令人过目难忘，初一问世便声名大噪，风靡一时。且极为士大夫珍视，与嘉兴王二之漆器、张铜之铜器并称“天下三绝”。

吴明官后来者居上，不仅在财富上一举超越了崔氏，成为以技致富的典型，更受到士林尊重，在浮梁能与缙绅先生列坐抗礼（中国古代不重视技术，工匠地位不高。而工匠通常也自卑居下，不敢与士大夫相抗礼，于是造成“识日益短，技日益拙，器日益窳”的后果。清宣统三年（1911年）所立《水木工业所缘起碑》里明白指出了这一弊端，并指出由于国人崇拜洋人、迷恋洋货，于是中国工匠抛弃自身，只考虑效仿洋货制造方法，导致中国财富大量被洋人搜刮。碑文郑重告诫工匠：“人必能自立，而后能自由；必能自由，而后能自强；必人人能自强，而后其国强，其种强。虽然，一人不能强，必合十百千万人而强，必合十百千万人为一儿而强。自立者，自强之原素，而团体者，自强之妙用也。”堪称爱国自强宣言，铿锵有力，时至今日，依然有着借鉴意义。），甚至还娶了当地名绅李瑞侄女李新喜作填房（填房：旧时指前妻死后续娶之妻，“继室”的通俗说法。）。

自古以来，中国便以“精益求精，密益加密”为最基本的匠德，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精益求精，密益加密”，清人赵翼《瓯北诗话·七言律》。“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语出《诗·卫风·淇奥》，指工匠加工骨器、玉石时切料、糙锉、细刻、磨光，认真制作，一丝不苟。“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语出南宋大儒朱熹。其称：“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复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复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在技艺当头、日趋于新的瓷器行业，吴明官亦如崔氏一般，难以独占鳌头，近年来又有婺源（婺源：今江西婺源，明时属徽州，因而彼时婺源人属徽帮。姑苏：今江苏苏州。）陈仲美、浮梁吴为、姑苏周时臣飞速崛起，三人技艺各有所长，虽与崔窑、吴窑、都昌小南窑并称“六大窑”，却大有后来者居上之意。

身怀绝技的匠师不断涌现，连崔国懋、吴明官这类具有独特工艺的行业翘楚都在极短时间内被后进者赶超，寻常工匠更是忧虑重重，不免有“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之虞。因而每年每到七月半时，景德镇的气氛会变得相当紧张微妙。且并非民间寻常鬼节来临时之诡异，而是一种因为未来不可预测而产生的惶恐不安。全镇仿若一大张绷紧的布幔，虽看不清楚后面的具体情形，却能感受人心的躁动与浮动。兼之行帮之间素来相互竞争猜忌，似乎有心人稍微一伸指头，便可戳破这层布，露出其后张张惶恐失措的面孔来。

疑心生暗鬼，每年“变工节”之时，景德镇总会有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号称“多事之秋”，巡检司（巡检司：官署名。宋始设，多设于关津险要，距城市较远处，掌地方治安，受州领导。元代，于诸县始设此司，以掌全县治安，秩九品。明代，初于广西关隘冲要处设之，后于各处增此司，置“巡检”“副巡检”，均从九品上，掌缉捕盗贼，盘诘奸伪，后改为杂职。）因之格外紧张，驻镇通判（景德镇虽然经济发达，但行政地位不高，一直只是饶州（下辖七县，鄱阳、余干、乐平、浮梁、德兴、安仁、万年。府治鄱阳，今江西鄱阳，属上饶市管辖）浮梁（县治在景德镇北20里）下辖的镇，因而不设行政机构。该镇巡捕事务原先属附近桃树镇管辖，由于景德镇“人居稠密，商贾喧阗”，“聚居既多，盗贼间发”，而桃树镇巡检职卑官小，不足弹压，万历十年（1582年）以后，朝廷令饶州通判改驻景德镇，兼理烧造（指官窑，指官方经营的瓷器事务）。通判：古代职官名，是“通判州事”或“知事通判”的省称。宋初为加强控制地方而置于各州、府，辅佐知州或知府处理政务，地位略次于州、府长官，但掌握实权，凡兵民、钱谷、户口、赋役、狱讼等州府公事，须通判连署方能生效，并有监察官吏之权，号称“监州”。明代各府置通判，分掌粮运、水利、屯田、牧马、江海防务等事，职任比宋初“通判”略轻。）甚至不敢离开官署半步。时人有歌谣云：“年年七月中元节，几处坯房议事来。每到停工总生事，好官调护要重开。”事实证明，这个“好官”着实不好当，仅“调护”一责，便足以令其焦头烂额。

现任饶州通判姓陈名奇可，这是他在景德镇过的第二个“变工节”。

万历十年（1582年），明廷令饶州通判改驻景德镇，尚有监管宫廷用瓷烧造的主要职责，署理巡检司、掌管地方治安捕盗只是次务。也就是说，饶州通判只要能监督御窑厂（宋神宗时，因大臣上书言及景德镇“上介徽、池，下控鄱、乐，人居稠密，商贾喧阗，市井错综，物货荟萃，俨然有都会之风，几于通都大邑相近，宜设机构以资管理”，宋廷遂设“饶州景德镇瓷窑博易务”，掌管瓷器生产有关事务。元代在景德镇设浮梁瓷局，明代设立御窑厂，都是专门从事宫廷用瓷烧造的机构。明御窑厂位于景德镇珠山，设于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年），初名陶厂，督陶官由工部派员或者由地方官担任。明成祖（永乐皇帝）朱棣夺取帝位后，改景德镇陶厂为御器厂，因信用宦官（“七下西洋”的郑和即是明成祖心腹宦官，其家世来历详见同系列小说《孔雀胆》），开宦官监陶先河。清时改称御窑厂，是我国烧造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工艺最精湛的官办瓷厂。）工匠烧制出宫廷满意的瓷器，便算是称职。至于地方，只要不爆发嘉靖十九年（1540年）那等规模的民间械斗，便算无事。

然“国本之争”（“国本之争”事见同系列小说《明宫奇案》。本书还有部分情节涉及万历年间明廷党争，亦不再细述，具体请参见《明宫奇案》。）旷日持久，当今万历皇帝开始消极怠政后，对金银珠宝生出了浓厚的兴趣，为方便搜刮民财，往各地派出大量矿监、税使（矿监：明神宗派到各地督领金银等矿开采的宦官。税使：明神宗派到向手工业、商业比较发达的城镇和交通要道征收商税的宦官，是明代特有的皇帝聚敛财富的手段。矿监、税使依仗皇帝权势，对广大人民进行超经济的搜刮和掠夺，倒行逆施，横行不法，引发了极大混乱，被公认是明王朝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皇帝亦不再信任朝臣，自万历八年（1580年）起，改由心腹宦官江西矿税使潘相管理御窑厂，地方巡检事务遂成为饶州通判的首要事务，陈奇可则是大明立国以来以此身份上任的通判第一人。上任之初，便面临地域行帮冲突日益严峻的局面。

瓷器利润巨大，导致景德镇民窑业快速发展，“浮处万山之中”的景德镇亦成为邑南一大都会。由于瓷业生产复杂，分工较细，号称要经过七十二道工艺，即所谓“共计一坯工力，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有的工种需要体力，有的工种相对轻便，从稚龄童子到成年男女，再到年老体弱的公公婆婆，均能找到合适的活儿干——男人可以做坯，女人可以画坯，小童可以学徒，身有残疾甚至连盲人也能靠研磨颜料谋生。兼之瓷业兴，百业兴，给外乡人提供了诸多发迹的机会。人们认为景德镇机会多、赚钱易，争相奔来谋生，即所谓“四方远近，挟其技能以食力者，莫不趋之如鹜”，“殖陶之利，五方杂居，百货具陈，熙熙乎称盛观矣”。

到明代中后期，外来人口即所谓客籍人士大量涌入，景德镇已是“主客无虑十万余人”，且“五方借陶以利者甚众”。客居者大多来自饶州所属鄱阳、乐平、德兴、安仁、万年等县及其他府所属南昌、都昌（都昌：今江西都昌，位于江西省北部，属九江市下辖。）等地，多以“窑业佣工为生”。如此，居民多为客籍，人员结构变得复杂。各方客籍人士均按照各自籍贯建立起以县、府等为单位的同乡会，联合成团体来谋求最大利益。然资源、商机、市场究竟有限，随着外来人员滚雪球一般地暴增，各种矛盾日益凸显，冲突亦不可避免。早在嘉靖年间，便曾经因为抢夺粮食而爆发了大规模的械斗——

嘉靖十九年（1540年），当年岁饥艰食，粮食奇缺。浮梁本地人已是食不果腹，加上厌恶乐平籍佣工平日嚣张跋扈，为了保住有限的粮食，遂发动起来，将在景德镇做工的乐平籍工匠尽行驱逐。乐平人心生不满，决意反客为主，召集千余人，持械强行劫夺粮食。浮梁人亦聚众反击。双方互相仇杀，卷入者多达数千人，血流成河，村镇因之变为废墟。这是景德镇有史以来所发生的第一次以百姓为主体的大规模地域性冲突。

事情传到京师北京，嘉靖皇帝诏停守巡兵备及该府县衙所掌印巡捕等官俸，并出兵景德镇，逮捕首恶者。事平后，饶州府同知范栻、乐平知县李惟寿被逮捕下狱问罪，判各夺俸三月；饶州知府沈熺、饶州通判张戢、兵备副使屠倬、分巡副使杨绍芳、分守参议朱道澜、巡捕署都指挥佥事李浴铭及巡抚都御史王暐等七人亦被御史弹劾失事罪状，俱以功赎罪。

嘉靖年间，外地人尚未能在浮梁占据主流，便发生了这桩震惊全国的恶性斗殴厮杀事件，足见景德镇人事关系错综复杂，客主矛盾势同水火，远非一般城镇所比。而到了万历年间，以同乡结成团伙行帮、恶性竞争、互相攻讦之现象更为严重。彼时浮梁本地人已退居末流，外来人士反客为主，形成了都帮、徽帮、杂帮三帮鼎立的局面。

都帮以都昌人为主。都昌在历史上曾与浮梁同隶属于饶州，宋初改隶南康（南康：府治在今江西星子县。），明代沿袭。都昌地处鄱阳湖畔，多丘陵地带。北宋名士苏轼曾有诗云：“鄱阳湖上都昌县，灯火楼台一万家。水隔南山人不渡，东风吹老碧桃花。”山清水秀，林木蓊郁，堪称典型的都昌风光。然人多地少，又极易遭受水患，生活并不容易。为了生计，都昌人不得不将目光投向外面的世界。景德镇距离都昌仅百里之遥，水陆均可抵达，朝发夕至，兼之景德镇四季火光映天、商机巨大，遂成为都昌人的第一选择。

起初，都昌人多以卖苦力为生，推车、挑担、撑船等，无所不为，在艰苦的求生经历中，逐渐把握住了商机。彼时商品、货物运输均靠水运，都昌人便组织了船帮，为景德镇装瓷土、运窑柴，替瓷商转运瓷器等，无所不至。

瓷器是大利之所在，染指瓷业自然是都昌人梦寐以求的事，然景德镇瓷器行业均是世代相传，尤其在核心工艺方面保密甚严，为了防止技艺外传，甚至只传子、不传女，外人极难插足。都昌人便煞费苦心地选出本籍多名美貌女子，送给镇上能工巧匠作妻作妾作婢女，以最古老的美人计来窥测瓷业秘技，如此摸索着学习。只是都昌人虽大致学会了制瓷手艺，仍然受到瓷业同行排挤，难以立足。

宣德一朝是青花瓷器发展的高峰。宣德皇帝死后，九岁的明英宗即位，一度减免织造、采买等事宜，罢烧御窑厂，撤回了驻景德镇的督陶官，宫廷用瓷则改由景德镇民窑包做包解。由于朝廷给的工钱不高，要求烦琐，稍有不合制式，便要重新改造，民窑普遍负担不起，叫苦不迭，竟有卷款弃窑潜逃者。都昌人看准时机，挺身而出，一举揽下了宫廷用瓷的苦累活儿。虽然几年后明廷又重开御窑厂，但都昌人最终因此机缘而在瓷器行业站住了脚跟。御窑厂生产恢复后，还有很多都昌人受雇进了御窑厂做坯。

除此之外，都昌人还涉足窑业。窑炉是烧制瓷器的场所，为瓷之根本，即所谓“瓷器之成，窑火是赖”。窑业在景德镇被称为“挛窑”（挛（luán）窑：瓷业俗语，指砌窑和补窑。镇窑（全称景德镇窑，一种蛋型瓷窑，明时出现，因主要燃料是松木，故又称柴窑。元时为葫芦窑）的型制体量、结构比例及砌筑材料均非常有讲究，好的镇窑不同窑位温度不一样，可以同时烧造出高低温几十种不同类型的瓷器，砌窑时全靠师傅的感觉和经验。根据镇窑维护原理，每烧一百多次，炉窑就要重新砌筑，即补窑。挛窑全部用手工操作，不借助任何工具，难度极大。如砌筑二十多米高的窑囱时，仅凭经验一圈一圈往上砌，每砌完一段，只是在囱的内外壁表层糊上一层黄泥浆，看似粗糙，实则坚固、耐用。古时挛窑技术传子不传女，挛窑师傅不在公开场合谈及技术问题。），其技艺属于瓷器行业中极为重要且有独特传承方式的专业技术，元明以来，由浮梁魏氏专营，其技世代相传，秘不宣人。由于魏氏人少，活计多时，也不得不临时聘请外姓人帮忙，主要工作是涂抹泥浆。久而久之，都昌余姓人从帮工中学会了一些技巧，开始涉足补窑业，即为炉窑提供修补及抹泥浆服务，渐渐摸出门道，进而由补窑至砌窑。

到了嘉靖年间，都昌籍工匠崔国懋仿造宣窑、成窑青花成功，名闻天下，更令都昌人声势大振。许多都昌人都与崔国懋一样，靠学艺在景德镇发迹。同乡人好抱团，亲帮亲、邻帮邻，亲朋好友蜂拥而至，进入瓷都的都昌人越来越多。人多势众下，兼之能吃苦、敢冒险、善机变，都昌人渐渐占据了景德镇瓷业的大头。到万历年间，圆器业（明代中后期，制瓷手工业出现了明显的分工，瓷器制品分化为圆器和琢器两大行业。圆器即圆形瓷器，如可在陶轮上拉坯成型的盘、碗、杯、碟等，多是日用瓷器。琢器则是不能完全依靠陶车（又称轮车、盘车、辘轳）制成的瓷器，指瓶、缸、钵、罐、盆等，多是陈设瓷器，要以模型或手捏、刀雕、雕镶而成。“琢”为琢磨意，技巧颇精。圆器与琢器成型皆用辘轳，但圆器坯薄，修坯容易，产量较大，行业规模也大。琢器一般坯厚，修坯工重，产量较少。）已基本为都昌人控制，又用血缘和地缘关系结成乡党，时称“都帮”。

都帮不仅控制了瓷器行业的大头，还自行制定瓷业行规：凡不是都昌籍人开设的瓷窑，窑户给窑工的工资必须加倍，每天的圆器板数即制坯产量有限制，不得超额，以此来限制同行竞争。时有歌谣唱道：“蚁蛭蜂巢巷曲斜，坯工日夜画青花。而今尽是都鄱籍，本地窑帮有几家？”即表明了都帮在景德镇瓷业生产中的地位。

徽帮则以徽州人为主。徽州地区群山环抱，北面是黄山，东南是天目山，山多地贫，当地人仅靠种地难以生存，被迫以商谋生（据《徽州府志》：“徽州保界山谷，山地依原麓，田瘠确，所产至薄，……大都一岁所入，不能支什一。小民多执技艺，或贩负就食他郡者，常十九。”明末大儒顾炎武亦说：“（徽州）中家以下皆无田可业。徽人多商贾，盖势其然也。”），即所谓“徽人多商贾，盖势其然也”。唐宋时，徽州“商贾四出”，奔走于各地，几乎从事所有商品的买卖。连穷乡僻壤、深山老林、沙漠海岛等人迹罕至之地，也不乏徽商活动。入明后，海外市场受制于明廷的海禁政策，徽人甚至不惜以海盗身份、走私方式铤而走险，走向世界。嘉靖年间称霸一时的大海盗头目“倭寇王”王直、徐海等人其实都是地地道道的徽商。

勤奋敢为、诚实不欺使得徽人大量致富，徽州富甲天下。明初时，尚有山西商帮即晋商与徽商抗衡，双方势均力敌，然明中期以后，晋商衰落（晋商衰落源起于明中期盐法改革。盐业属于官方垄断性资源，盐税是与田赋同等重要的收入。明初实行“开中法”，规定商人输送米粮至边塞或京都，给予其食盐运销权，即盐引（发给商人的领盐凭单），商人持盐引赴盐产地支盐，然后在指定地区贩销。宪宗即位后，盐法渐坏，官府只知招商承办，不计盐之产销。权贵专擅盐利，官商勾结，旧引重用，假引冒领，盐引积压，官盐滞销，私盐盛行，盐价腾贵，开中法原意尽失。弘治五年（1492年）十月，户部尚书叶淇改“开中法”为“折色法”，废盐商赴边纳粮之法，改在都转盐运使司（设于产盐之地，多在江浙一带）纳银，直接用白银换盐引。当时晋商多在北疆纳粮换盐引，因此受到打击，再也无法控制盐引。徽商趁机挟其两淮优势迅速发展起来，如“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山东临清，十九皆徽商占籍”，“沪邑濒海，五方贸易。所趋，宣歙人尤多”等。），徽商发展迅猛。杰出徽商黄汴为方便同行及后人，凭借亲身经历及大量调查访问、实地踏勘，呕心沥血二十七年，终著成《一统路程图记》一书。此书详细记录了百余条水陆路程的起讫分合、距离、行走难易，并介绍了沿途名胜风景、民情风俗、社会治安、物产行情、食宿旅舍、船夫轿夫等，便于行旅采用，应用性很强，开明代商程书之先河，价值极大，“士大夫得之，可为四牲览劳之资；商贾得之，可知风俗利害。入境知禁，涉方审直，万里在一目中”，成为徽州人手必备之书。徽商足迹由此遍及大江南北，时人有“无徽不成商”的说法。

当景德镇以瓷都身份日益显赫时，嗅觉敏锐的徽州人立即看到了内中的巨大商机，闻风而至，亦不似都昌人那般千方百计地挤进瓷器行业、要与浮梁本地人争雄，只专注于商业。多年经营下来，景德镇米肉、油盐、茶酒、绸布、百货、药铺、酒楼等基础商业均由徽州人垄断，徽商完全把持了全镇的经济命脉，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除此之外，瓷器生产所需要的材料，如运自外地的瓷土、杉木、窑柴等，亦由徽州人经营。

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徽商亦利用地域关系结成为“徽帮”。起初徽帮只有徽州一郡六邑，后来皖南宁国府的一府六县也加入了徽帮行列，形成了更为强大的联盟。

除都帮和徽帮之外，其他统称为“杂帮”，包括浮梁本地人氏，主要涉足琢器及部分瓷器周边商业。由此亦可见都帮、徽帮势力之大，以至其他各籍人士不得不联合起来，才能勉强与其对抗。

三帮形成之后，事端不断。徽帮以商为本，常有逐利之事。某年饥荒，坐拥粮仓的徽人借机涨价。都帮虽在瓷器行业称雄，却也是肉身所做，还是要张嘴吃饭，不得不受制于徽人，不忿之下，即鼓动人手上街哄抢米店。徽帮不及对方人多，最终吃了大亏。

杂帮抚州人擅制作琢器，本与制作圆器的都帮井水不犯河水，某次仅仅因为做会（当时各行各帮时兴做会，内容是祭祀、吃酒、看戏等。）时声势大了些，便被都帮往酒宴上投以爆竹火药。虽没有伤人，却弄得一片狼藉，宴会也不欢而散。

前年“变工节”时，都帮小南窑窑主余茂盛忽然毫无征兆地解雇了其手下佣工，并以种种理由克扣工钱。那些工匠多来自饶州所属州县如浮梁、乐平等，算是本地人，却反而被外来的都帮欺负，气愤之下，遂联合起来，鸣锣攘臂，一路游行到巡司署，要求官府出面驱逐余茂盛。

当时的巡司署长官是饶州通判今升荣。余茂盛不仅是窑户，同时还是船帮首领，与都帮会首崔无忌是姻亲，是旅景都昌人的实际首领。今升荣不敢贸然将其赶走，不得已，只能两方调处，也就是派人两面说好话。可余茂盛态度强硬，称这些佣工心怀不轨，意图偷窃余氏挛窑等秘技，扣工钱、剁草鞋（剁草鞋：瓷业行话，指辞退。景德镇瓷业向来以草鞋来计算人工数，具体将在后面情节中涉及。）只是稍作惩戒，若不是看杂帮会首苏彦三的面子，按行规该将这些人驱逐出镇。言外之意，更是暗示这些饶州籍佣工是受苏彦三指使。场面一度极为尴尬，最终还是苏彦三在通判今升荣劝解下同意让步，自己拿钱补偿饶州籍佣工，又当场辞去会首一职，这才勉强息事宁人。

这三起风波，均发生在陈奇可上任之前。前任通判今升荣离开景德镇，也是因为摆不平都帮、徽帮、杂帮争端，被人弹劾，被迫引咎辞职。陈奇可对景德镇行帮之明争暗斗早有所闻，事先亦有所准备，特意聘请了江西南昌府奉新县秀才（明清两朝秀才（又称相公）是指经考试录取而进入府、州、县各级学校学习的生员。成为秀才即代表有了“功名”在身，在地方上受到一定的尊重，亦有各种特权。例如免除徭役，见知县时不用下跪，知县不可随意对其用刑，遇公事可禀见知县，等等。但秀才没有俸禄，必须不断地参加考试，如岁考，两年举办一次，成绩分六等：一、二等赏为“科举生员”，可参加“科考”，科考一、二等可取得“乡试”的资格；岁考三等无升降，岁考第六等则黜革。）宋国霖做幕僚。

到任上后，陈奇可先请来都帮会首崔无忌、船帮首领余茂盛等都帮头面人物，着意交结。之所以先对都帮示好，是因为历来三帮冲突，多由都帮率先挑起。崔无忌等人平日虽颐指气使，究竟还是平民百姓，见新任地方长官刚一入镇，便隆重设宴，折节结交，这可是从所未有之事，很是受宠若惊，亦表示只要陈奇可还在饶州通判任上，绝不会令其为难。

摆平都帮后，陈奇可这才郑重请来三帮会首，待以厚礼。又反复劝诫三大会首各自约束帮众，克己复礼，和睦相处，和气生财。当时作陪的除了本地有声望的乡绅士人、景德镇知名窑主外，还有浮梁知县杨延槐，以及江西矿税使兼理窑务潘相等大小官员，可谓给足了三大会首面子。都帮会首崔无忌、徽帮会首黄云霄以及杂帮新推选出的会首周时臣也均当场允诺，表示日后要各守其界，互不侵犯。

然相安无事并未持续多久。几个月后，恰好在“变工节”前夕，景德镇再度发生了大事——

都昌籍坯工忽然群起打派头（打派头：瓷业行话，意为罢工。），聚众围堵吴窑窑主吴明官。吴明官虽是万历之后新崛起的瓷业名匠，却是徽州人氏，背后有实力雄厚的徽商支持。徽帮商众认为是都帮嫉妒吴窑青花比都帮崔窑瓷器更受欢迎，故意借“变工节”闹事，要求会首黄云霄反击。

徽帮会首黄云霄是著名徽商黄汴幼子，黄汴花费二十七年撰写《一统路程图记》，大为天下造福，在徽人中深孚众望。黄云霄幼承父业，生意做得极大，景德镇瓷器外销基本为其所垄断。他向来不满都帮横行镇里，但其人眼光宏大，认为徽商不独在景德镇拥有大量商业，还有许多外销生意，尤其浮梁茶叶及景德镇瓷器，是最受海外欢迎的赚钱利器，都帮已基本垄断了圆器业，若是因故影响了瓷器生产，最终在经济上受损的仍是徽人自己。所以黄云霄一直刻意要求徽帮帮众保持克制态度，能避则避，能忍则忍。之前都帮因不满米价上扬而哄抢粮仓，将镇上所有徽人米店砸得稀烂。徽帮大怒，纷纷要求反击或是告官。还是黄云霄出面晓以利害，强压了下来，事态才没有进一步恶化。

然围堵吴明官吴窑事件又有所不同。徽人虽在商业领域如鱼得水，在瓷器行业却无所建树。也就是说，徽商做生意有一套，但学艺制瓷却远远落在都昌人后头，在普遍轻视商人（中国以农耕为根本，“国家要务，莫如贵粟重农”。为防止民众舍本逐末，历代均对商人采取抑制政策，如汉代规定商人必须入市籍，且不允许穿丝织品的衣服，不允许做官。又如晋朝时规定商人必须穿一黑一白两支鞋，头上戴的帽子上要写清楚自己贩卖的商品的名称，其实是对商人身份的一种侮辱。再如唐代唐太宗规定商贾不准出任朝廷命官。又如唐高宗时对商贾的车骑、服饰做了严格限制，规定“工商不得乘马”、只准穿白衣等。宋代时因外患严重，需要花费大量岁币，政策有所放松，鼓励经商，于是两宋经济格外发达。到了明代，国家立法再次回归“重农抑商”的传统，如明太祖朱元璋明确规定：“令农衣绸、纱、绢、布，商贾止衣绢、布。农家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得衣绸、纱。”并明确要求民众“安于农亩，无有他志”，对当时中国第一巨富沈万三及家族（事见同系列小说《柳如是》）也予以了残酷打击。）的明代社会，不免时常遭人讥笑。都帮力求事事压在徽帮头上，稍不如意，便不惜以武力解决，也是源于轻商之本。

唯在万历之后，徽帮方才出了名匠吴明官，尽管有都帮制定的诸多行业限制，仍然挡不住其成为瓷业中的佼佼者，风头无二。又为士大夫尊崇，还娶了本地名绅之女李新喜为继妻。吴明官之后，又有婺源籍工匠陈仲美崛起。徽人遂在六大名窑中占据了两席，终得以与都帮平起平坐。

六大名窑中，苏州周时臣擅长仿制古器，浮梁吴为以薄胎瓷器著名，二人均只烧制流行于士林的高雅玩器，从不大批生产，不算主流。都昌余茂盛掌管的小南窑则主烧青花粗器，以廉价占据民间市场，虽有“名窑”之名，但瓷器本身并不臻入一流。真正占据精品青花瓷器市场的唯有都昌崔窑及徽州吴明官、陈仲美三窑，尤以吴明官吴窑为佳。因而吴明官非但是徽人中的杰出匠人，亦是瓷都名匠魁首，为徽州人挣足了面子，令徽人引以为傲。都帮莫名其妙围堵吴明官，不光是为难其本人，还等于要撕破徽帮的面子，即使是隐忍如黄云霄者，亦不能再忍让下去。他决意这次不能示弱，亦纠集了大量人手，预备以武力驱逐打派头者。

彼时人越聚越多，道路为之堵塞。双方均气势汹汹，剑拔弩张。眼见又要再度爆发大规模流血械斗，出来相劝的窑主吴明官忽然莫名中风，倒地抽搐而死。一代名匠，就此陨落。都帮惊见变故，兼之通判陈奇可已率大批兵卒赶到，这才一哄而散，争相逃去。

事情虽暂时平定，徽帮却各有不平之色，不免将吴明官猝死算在了都帮头上。徽人向来好讼（早在北宋时期，徽州百姓已养成了“习律令，性喜讼”的习惯。宋仁宗时，徽州（时称歙州，即著名歙砚、徽墨产地）被列为“民事繁剧”之州，由朝廷重点委派精干官吏加强治理。明代时，徽州民间“健讼”之风愈演愈烈。时人有记载道：“小民之好讼，未有甚于今日者。往时犹在郡邑纷呶，受其累者不过守令诸公而已。近来健讼之民，皆以府县法轻，不足威慑同辈，必欲置之宪纲。又虑我控于县，彼必控府，我控于府，彼必控道，我控于道，彼必控司控院，不若竞走极大衙门，自处于莫可谁何之地。”自称云水乐天子的徽人还专门撰写有《做状十段锦》一书，专门教人写讼状、打官司。），认为都帮围堵吴窑事件直接导致了吴明官之死，当即由徽帮请出本地名秀才（秀才是士大夫的最基层，是地方士绅阶层的支柱。在明清地方上，民众多是文盲，秀才则代表了“知书识礼”的读书人，加上他们在地方官府有一定的特权，故此经常会作为一般平民与官府之间沟通的渠道。遇上地方上争执，或者百姓要与官衙打交道，经常都要经过秀才出面。而一般百姓家中遇有婚丧事，或过年过节，亦有请村中秀才帮忙写对联、写祭帐等习惯。）程浩然出面报官，要求官府立案审理。

徽人因多以经商为业，游走四方，见多识广，法律意识较强。然中国是传统儒家社会，素以争讼为耻（孔子宣扬忠恕之道，如“仁者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因而反对、鄙视为争而讼。其所主张的“无讼”，是以“贱讼”为前提的，这是儒家理论体系的内涵。儒家思想占据主流后，执政者亦大力提倡兴教化、重人伦、厚风俗、明礼义。在实际的执法施政中积极主张息讼、止讼，以致诉讼为礼所不容，为贤者所不肖。由于诉讼必然要耽误生产，影响生活，甚而造成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既影响了国家的赋税收入，而且还极有可能补充到流民大军中去，这是执政者所深忌的。为避免讼累所造成的社会不安因素，因此奖励息讼、无讼，以囹圄清减为治世，以狱讼繁兴为衰世。古代有大量劝诫人们勿轻于涉讼的文章和判词。如宋人胡石璧在“妄诉田业”一案的判词中指出：“词讼之兴，初非美事，荒废本业，破坏家财，胥吏诛求，卒徒斥辱，道涂奔走，犴狱拘囚。与宗族讼，则伤宗族之恩；与乡党讼，则损乡党之谊。幸而获胜，所损已多；不幸而输，虽悔何及。故必须果报冤抑，或贫而为富所兼，或弱而为强所害，或愚而为智所败，横逆之来，逼人已甚，不容不一鸣其不平，如此而后与之为讼，则曲不在我矣。”另有《戒讼录》云：“些小言辞莫若休，不须经县与经州，衙头府邸陪茶酒，赢了猫儿卖了牛。”以歌谣形式劝诫人们不要涉讼。），厌讼、贱讼是官府历来的基本立场。尤其在景德镇这样行政权威薄弱的地方，又涉及行帮之争，巡检司只能扮演和事老的角色。通判陈奇可忙请本地乡绅居中调停，说服吴明官遗孀李新喜出面，要求徽帮撤状，以求息事宁人。本来寡妇没什么地位，但李新喜出身浮梁大族，其堂兄李大钦是万历八年（1580年）进士，正在朝中为官，又与顾宪成（顾宪成：字叔时，别号泾阳先生，无锡（今属江苏）人。万历八年（1580年）进士，与李大钦同年。该榜状元为张懋修（万历首辅张居正第三子，传闻以关节中第）。因屡“言时政得失，无所隐避”，遭削籍（革职）。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归居故里，以讲学、著述为己任。后创东林书院，声名大著，且“远近名贤，同声相应，天下学者，咸以东林为归”。与以往书院只管讲学、不关心社会政治不同的是，顾宪成力主学者要关心国家与社会，读书要达济世之目的，题东林书院对联云：“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抒发其“立志救世”“兼善天下”之政治抱负。）等江南名士交好。徽人虽然以商发家，富贵骄人，却也尊儒重士。徽帮会首黄云霄见李新喜以遗孀身份表了态，遂只好就此作罢，但都、徽两帮的这桩梁子仍然算是结下了。

事后，通判陈奇可也例行公事，派人做了调查，方知都帮坯工并非无缘无故地打派头。之前有传闻说，吴明官要在变工节一举解雇所有都昌籍佣工，且工资减半。但吴明官遗孀李新喜声言绝无此事。陈奇可怀疑是有人居中挑拨离间，有意令都帮、徽帮争斗，好渔翁得利，只是找不到证据。

都帮自知吴明官一事结仇不小，得知真相后，为洗脱与徽帮仇怨，亦四下寻找散布谣言者，甚至一度怀疑是三帮中势力最弱的杂帮所为。

彼时杂帮控制琢器行业，如名列“六大窑”的周窑窑主周时臣、壶公窑窑主吴为均是内中翘楚。周窑窑主周时臣年轻有为，天赋异秉，技艺精湛，专仿定窑古器，如文王鼎炉、兽面戟、耳彝炉等，古朴雅致，逼真无双，与真者无异，行家里手也难辨真伪。

壶公窑窑主吴为淡泊名利，与世无争，擅长烧制薄胎瓷，体薄而润，莹洁透影，一件重仅半铢。工艺之精细，可臻达少一刀嫌太厚、多一刀即造成废品的地步。其制作情形亦与周时臣大致类似，贵精不贵多。

周时臣、吴为极少涉足青花，游离于主流瓷器之外，虽都拥有窑炉，却是绝大多数时间都租借了出去，因而与都、徽两帮均无利益之争。

且杂帮素以琢器为主，瓷业行规：“所执之长，各据一帮”，“各据一行，不传他人”。退一步说，就算是杂帮挑拨都、徽相斗，令两方两败俱伤后，它亦无力涉足圆器业，难以直接从中谋利。毕竟工艺需要经验和累积，不可能一蹴而就。

吴明官暴亡事件后，三帮和官府为各自立场着想，均派了精干人手打听查询所谓的谣言散播者。但在景德镇这样一个居民成分复杂的地方，“弹丸之地，商人贾舶与不逞之徒皆聚其中”，一时也难以寻到源头，事情终不了了之。

不过死者已去，生者犹自叹息，怒火勉强熄灭，却并未根除。景德镇潜流暗涌，不知道什么时候便会有火山爆发。通判陈奇可对此心知肚明，有了上年“变工节”的经验教训，他今年更不敢掉以轻心，提前几天便派了巡捕、兵卒分布要道，甚至听取幕僚宋国霖建议，派了得力人手密切监视三帮会首及各名窑窑主动静。

按照事先的安排，手下人源源不断地进来巡司署禀报：都帮头面人物如会首崔无忌及冯、余、江、曹四大家等均已赶回都昌为窑主余茂盛之母送葬；徽帮由会首黄云霄率领，去了城西京山祭奠死难的徽人亡灵；至于窑主，六大名窑中只有陈仲美一人在西门望江楼宴请做头师傅，正是变工节时正常窑主该做的事。

通判陈奇可略略松了口气，道：“难怪本官觉得今年的变工节少了好些火气，原来都帮帮众大多离开了。”

幕僚宋国霖也道：“崔窑而今由崔国懋之子崔无忌掌管，他既身兼都帮会首，顾不上变工节变工也属正常。小南窑窑主余茂盛身兼多职，既是窑主，又实际掌管都帮，还把持河运，控制着昌江船帮。其人脾气火爆，每次有事都少不了他，可谓闹事的罪魁祸首。幸好其母新过世，应该没有余力闹事。徽帮那边，自吴明官暴死后，其妻李新喜代管窑事，然自古女子不能近窑，吴窑等于已然衰败。另一窑主陈仲美，人称陈三呆子，确实有些呆呆傻傻，憨不可及，一天到晚只在作坊中抱着瓷器，其他都不管不顾，连家中美艳娇妻也视而不见。有这种认真投入劲头，难怪手艺精湛，瓷器精美。他从来不惹事，事情也从不惹他，他应该是最让人放心的一个。杂帮呢？吴为人如其名，清静无为，有道家之风。倒是周时臣不容小觑，其人年纪轻轻，便与崔、吴、陈这等名家并列，且被杂帮推为会首，必有过人之能。”

陈奇可忙问道：“都帮会首回了都昌，徽帮会首去了坟山，杂帮会首周时臣人呢？”

负责禀报的巡捕名叫何寻，是巡检司第一等精干之人，忙回道：“周时臣一大早出门，去了吴窑一趟，然后又去了饶州会馆，大概是处理杂帮事务。停留不久，便回自家作坊去了。听说他今日有一窑瓷器要开，还要开红禁收徒弟。”

开红禁是一种收徒仪式。瓷器行业行规森严，“其业之精者，且仅传其帮，而世守其业”。徽州吴明官以青花斗彩崛起后，都帮崔窑曾试图开发一种描金（描金：为使器物美观，而在其上用金银粉勾图、描绘作为装饰，是陶瓷器传统装饰方法之一。唐三彩已用之，以后历代愈增多。宋人周密《志雅堂杂钞》载用大蒜汁调金描画纹饰金彩可不脱落，然传世历代描金器物金彩多已脱落。）五彩青花与其对抗。因景德镇无人擅长描金工序，崔氏遂花费重金到金陵聘请了一位名叫炳南的老师傅来传授技艺。按照行规，炳南不能擅自将手艺外传，但他又急需那笔厚赏，遂独自来到景德镇，装作哑巴，每日在作坊里描金做工，任由崔氏子弟从旁观看。如此过了三年，崔氏终于学会了描金手艺。炳南自以为没有直接带徒授艺，但仍被判定违背行规，被拒绝返回南京，最终在无穷悔恨中客死在景德镇，安葬在江家山。都帮还特意组织了“诚善会”，每年春秋二祭，组织子弟上坟祭扫，表示不忘师傅传艺之恩。

炳南如此煞费苦心，试图两全其美，仍然因技术外传而遭家乡同行鄙夷，足见行规凛冽，不可逾越。在以技艺安身立命的瓷都，行规更是如泰山压顶，不可违背，就算是名师，亦不能擅自收徒弟。瓷器行业约定俗成，收徒要经过极为野蛮的“迎红篮”的仪式，即用红颜色涂满装坯篮，再由收徒者挑着红篮过街，沿途放爆竹，吹号奏乐，宣扬师傅将要带徒弟等。如果没有被人持械阻拦，表示同行民众同意其收徒，可以开禁，这才能正式收徒，叫作“开红禁”。如不能在街上平安通过，便不能开禁，要再等十年。

陈奇可来景德镇日子已算不短，深谙瓷都风土人情，闻言皱眉问道：“周时臣怎么选了今日开红禁？”

幕僚宋国霖笑道：“最近几年名窑窑主开禁收徒，没有一人开成。徽帮、杂帮开禁，都帮便要捣鬼。反之亦然。周时臣选中今日开禁，正是他的高明之处。今日是鬼节加变工节，人们要么忙着祭奠，要么在担心明日的饭碗，街上没什么正经人。周时臣挑着红篮从街上通过时，不会有人顾得上拦他。放鞭放炮，旁人也只以为是祭奠。”

何寻忙道：“宋相公说得不错，属下也认为周时臣日子挑得高明。不过有一点，二位不觉得奇怪吗？周时臣是杂帮会首，为什么开禁收徒前，要专门走一趟吴窑？”

宋国霖道：“吴为算是杂帮的名匠耆老，又是浮梁本地人氏，听说若不是他自己坚辞，本来是该他当杂帮会首的。周时臣开禁收徒前专门去向前辈打一声招呼，是礼节上的事，有什么奇怪的？”

何寻道：“不，周时臣去的吴窑，不是吴为作坊壶公窑，而是吴明官的吴窑。”

陈奇可大奇，问道：“徽帮、杂帮互无往来，吴明官又已经过世，周时臣到吴窑做什么？”

何寻道：“属下听过一点风声，说周时臣原是苏州世家子弟，跟徽人很有点渊源。他来景德镇不几年，便跻身名家之列，固然算是有点真本事，可背后徽帮应该也出了不少力。”

陈奇可闻言不由得起了好奇心。他起身踱了几步，往门外看去，见日影西移，已过晌午，虽放了大半心，但仍有所隐忧，料想今年的变工节不会那么容易过去。沉吟了一会儿，吩咐道：“以往变工节都是都帮挑事，这次说不定会有新花样。你亲自去盯着周时臣，有什么情况随时来报。”

何寻应了一声，带出几名兵卒出巡司署，也不往西北面周窑而去，一路赶去瓷器街。那条街是市集中心，亦是开红禁挑红篮的必经之路，周时臣既要收徒，必会经过那里。

七月本是瓷都淡季，节日中的景德镇更是清静了不少，店铺都关了门，主要街道上亦见不到太多人。巡司署位于镇中心，距离瓷器街甚近，何寻一行刚拐过街口，便见到一名男子站在徽记绸缎铺门前，大约二十七八岁，长身挺拔，一身灰色短衣长裤，难掩其丰标峻整，身边落有一对红色坯篮，正是杂帮会首周时臣。他半扶着扁担，正向绸缎铺内张望，似想进去，却又有所犹豫。

何寻一见之下便起了疑心，开红禁要想成功，除了人缘好外，要诀在于快速通过街道，跑得快的人肯定比慢性子的人有优势，似周时臣这般滞留于繁华街道不走，未免太不寻常。

待走得近些，便能清楚地看到周时臣衣衫上的血迹。何寻一个激灵，打个手势，令手下兵卒包抄过去，又喝问道：“周公子，你在这里做什么？”

周时臣猝不及防，吓了一跳，转过头来，支支吾吾地道：“我……我……”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说辞。

何寻疑虑更重，转头见徽记绸缎铺并未正式开张，只在边侧开了两块门板，刚好容一身通过，便道：“请周公子暂且留步。”命兵卒看住周时臣，自己从门缝中侧身进去。刚迈进一脚，便闻见一股强烈的血腥味——

却见堂中仰卧着一名绯衣艳装女子，衣衫不整，胴体半露，显已遭人侵犯。更恐怖的是，那女子首级已然不见了。

何寻慌忙退了出来，先本能地去搜索周时臣脚边坯篮，却不见首级，不免有些困惑。周氏究竟是一方名人，他仍对其颇为客气，只沉声问道：“里面死的妇人是谁？”

周时臣慢吞吞地道：“我不知道。不过我想应该是若兰娘子。”

何寻大吃一惊，道：“若兰？是那大美人江若兰吗？”

江若兰生父江寒原是昌江上的船户，风里行，雨里走，运货行船没有固定时间。他每每外出时，妻子刘萍常背着小若兰在码头上翘首企盼。刘萍擅唱山歌，经常唱一首小调道：“白纸扇，白摇摇，河里撑船河里摇，两边姐姐喊喝茶。好马不吃回头草，好郎不喝二家茶。双手端凳把郎坐，一句问郎何时还？静风静雨三个月，滩干水浅半年来。有也归来无也归，莫在河中守孤寂。守得孤寂人又老，误杀了家中少年妻。”表达了对丈夫牵挂和担心，又一再告诫女儿，绝不能嫁给船户为妻。只是江若兰虽未再嫁给船户，还是落了个“守得孤寂”的下场。

江若兰长成少女时，因天生丽质、娉婷婀娜，被誉为“昌江第一美人”，登门求亲者不计其数。她尚未许人时，不幸溺水，正好为路过的徽州工匠陈仲美所救。因为陈仲美接触了江若兰的身子，其父江寒为免遭人闲话，便做主将女儿嫁给了陈氏。一个呆子娶了一个美女，遂成为昌江流传最广的故事。

更让许多男子愤愤不平的是，陈仲美根本欣赏不了妻子的美貌，他发誓要成为瓷业第一人，眼中只有瓷器，心中只想着做出更好的瓷器。那位千娇百媚的“昌江第一美人”，等于完全守着活寡。

陈窑在西门头，陈仲美夫妇平日吃住都在那里。当何寻听说绸缎铺的女尸可能是江若兰时，一时难以置信，又问道：“当真是江若兰吗？”周时臣道：“应该是。”

何寻道：“这话怎么说？”

周时臣道：“我只是猜测她是陈家娘子江若兰。但若想要确认，何巡捕还得去望江楼叫陈仲美陈匠师本人来验尸。”

何寻道：“周公子知道陈仲美人在望江楼？”

周时臣点点头，道：“我早上出门，途中遇到过陈匠师。”

何寻问道：“当时周公子也遇到了江若兰吗？”周时臣道：“那倒没有。”

何寻又问道：“周公子为什么刻意停在这里？”

周时臣道：“我……”他本可以随口编一套说辞，却不知为何感到为难，只踌躇不语。

正好负责监视周时臣的兵卒陶五小跑着跟了过来，何寻便招手命他过来，低声问道：“你不是一直跟着周时臣吗？”

陶五还是个十八九岁的少年，一身景德镇最常见的雇工打扮，走在大街上毫不起眼。他抹抹额头汗水，诚惶诚恐地道：“小的一直守在周窑大门前，不见周公子出来。后来听到有人议论，才知道周公子今日开禁收徒，据说从后门走了。小的忙跟了过来。可是出事了吗？”

何寻不答，挥手斥退陶五，重新走到周时臣面前，问道：“周公子开禁授徒，为何要从后门出来？”

周时臣回头看了陶五一眼，简短地道：“我不知道那位小哥是何巡捕手下，见他一直跟在我后面，还以为是旁人派来寻机捣乱的，心想多事之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何寻一想也对，便指着绸缎铺问道：“那这铺子里面是怎么回事？”

周时臣微一沉吟，即答道：“不瞒何巡捕，我还不知道铺子里面情形究竟如何。何巡捕可否容我进去看一眼？”

何寻大奇道：“周公子还没有看过吗？那你如何能知道死者是江若兰？”见对方不答，道：“哦，周公子是挑篮经过这里，意外遇见了杀人凶手，对不对？你手上没血，只有衣衫上染有少量血迹，分明是凶手撞到你时溅到你身上的。而周公子始终不肯明说，是因为你认得凶手，对不对？”

周时臣先走到绸缎铺门前，往里面看了几眼，这才回身道：“多谢何巡捕信任，明明看到我衣衫上有血迹，还肯相信周某不是凶手。不过这件事很有些棘手，何巡捕既然当场撞见我在这里，不妨先将我当作疑凶带回官署再说。”

何寻大是好奇，寻常人遇到血光凶案避之不及，这周时臣竟一反常态，主动招惹嫌疑上身。不过他虽未领教过周氏厉害，却久闻其巧慧大名——

周时臣字秉忠，号丹泉，苏州人氏。他出身世家大族，还是少年时，已表现出手工艺领域的杰出天分，但工匠究竟还是属于九流之末（中国古代有“三教九流”之分。“三教”原指儒教、道教、佛教。九流则是指尊卑不同的九种身份，由尊至卑依次是：帝王、文士、官吏、医卜、僧道、士兵、农民、工匠、商贾。除此之外，还有“奴、乞、娼、贼”，等等，为“不入流”，即最下等。），未免与他文士出身不符。受到来自家庭的阻碍后，他表现出强烈的逆反心理，曾自题小像诗道：“曾读父书非混世，也随儿戏漫登场。”为了与长辈对抗，有意离家出走，放浪形骸，还常常拿其制作的赝品当作真品以高价售卖给富商贵人，以诈骗为业。

后来在淮北案发，有人报了官，周时臣受到官府追捕，逃亡到一座破寺庙中。寺僧好心收留了他。那座寺庙平日没有多少布施，贫困之极，连大殿也快要被积雪压塌。僧人想在邻里周边化缘求一些财物，用以重修寺庙，却始终筹集不到足够的资金。

周时臣听说后，便往后院打来荒草，按照大殿金刚塑像的尺寸编织了一双大草鞋。当日大雪纷飞，地上积雪深达一尺来厚。到半夜时，周时臣穿上大草鞋，冒着风雪走了一二十里路。回到寺庙后，又将雪泥涂抹在金刚的双足上。次日，金刚出现的消息轰传四方，人们争相赶来寺庙布施金钱，不到十日，便筹集到千金。寺僧大喜，给了周时臣一笔钱，好让他回淮北赔偿受骗者，销掉案子（本书中所有案子均取自史籍，个别有所改编。包括周时臣因售假而亡命寺庙等事，均为真实历史人物的真实事迹。又，古代凶案，多有凶手杀人后费时费力割走首级之事，盖因古人信奉鬼神，畏惧死人化鬼复仇，传闻如果割掉首级，死者便无法化身。）。

金刚脚印事件后，周时臣亦洗心革面，一改往日无赖行径，不再恣意妄为，回到苏州，与家人和好，再利用天赋公开售卖自己制作的仿古品，年纪轻轻便大获成功。

常州唐凝庵收藏有一只宋代定窑鼎，周时臣登门求观，以手度其分寸，用纸摹其鼎纹。半年后，周氏携带亲手仿烧的伪鼎再度登门。唐凝庵取出真鼎，反复与伪鼎比较，竟无纤毫差异。唐氏为之惊叹不已，遂以四十金为代价，买下伪作，作为收藏的副本，引起江南收藏界的骚动。

淮安人杜浮欲得唐凝庵定窑鼎，昼夜想念，形诸梦寐，后得知周时臣仿鼎与真鼎一模一样时，便出千金高价，请周氏再制一只伪鼎。周氏愈发声名大噪，号称“当代名手”（前故宫博物院旧藏有周时臣制娇黄锥拱兽面纹鼎一件，底刻“周丹泉造”（周时臣号丹泉）四字楷款，曾在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上展出，现存台湾台北故宫博物院。）。

除了仿古精巧、技妙入神外，周时臣还天生巧思，匠心独具，擅长制作、修复各种器具。如能烧造白釉陶印，印文古雅，纽作辟邪、龟象、连环等，皆用火范，成色如白定。又如能以奇木造器，将古木藤制成几杖，杖体莹洁如玉。琴、筑等毁坏之物，一经他手，均能修复，制作恶俗者亦能改成高品。

他还擅长叠山，著名作品有苏州徐时泰东园（苏州徐时泰东园：今苏州留园，是中国大型古典私家园林，以园内建筑布置精巧、奇石众多而知名，与苏州拙政园、北京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并称“中国四大名园”。今留园中部池、池西假山下部的黄石叠石，即为周时臣所造石屏遗物，有兴趣的读者可自行前去观看。）石屏，高三丈，阔二十丈，玲珑刻削，毫无断续痕迹，“如一幅山水横披画”。苏州小林屋（小林屋：今惠荫园，位于苏州市临顿路南显子巷18号。此园明代初为归湛初所有，后属胡汝淳，改名“洽隐山房”。清顺治六年（1649年），韩馨得此园，修为栖隐之地，名为“洽隐园”。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园毁于火，唯存水假山。乾隆十六年（1751年）修复，蒋蟠漪篆书“小林屋”洞额。韩是升《小林屋记》云：“洞故仿包山林屋，石床、神钲、玉柱、金庭，无不毕具。历二百年，苔藓若封，烟云自吐。”园继归皖人倪莲舫，改称“皖山别墅”。太平天国时期一度作为某王府，园景有所曾损。同治年间，江苏巡抚李鸿章在此创立安徽会馆及程公祠，作为安徽同乡宴息之所，并重修园林，取名“惠荫园”。后李鸿章不断续拨巨款，增建园林，时为惠荫园全盛时期。民国后，惠荫园渐衰，曾设阅报社、游艺场，对外开放，游人甚多。抗日战争胜利后，西部一度由施剑翘（民国著名传奇女子，为报父仇曾刺杀直系军阀孙传芳）创办从云小学，东部散为民居。1966年，学校为建教学大楼和操场，填没水池，拆去部分建筑，又大挖防空洞，致使假山坍塌。）水假山亦为周时臣仿太湖洞庭西山林屋洞设计，云壑幽深，竹树沧凉，洞若天开。由于其人出身于士大夫阶层，却有这些在当时属于另类的惊人技能，以至成为当时的传奇人物，在吴地相当著名。

后因景德镇能人辈出，为名家集中地，周时臣亦慕名来此开窑烧器，很快便步入大师行列，称为“周窑”。每当名品出窑，千金争市，其一只仿鼎所卖价钱，便能抵得上其他窑主好几窑的瓷品。制作既精，产量亦少，甚至不必时时雇请工匠。

周时臣成就大名之后，对往日浪荡行为颇为忌惮，从不提起只言半语，因而其旧事并不为人所知。然何寻既做的是巡捕勾当，少不得与各地公差、同行往来，有机会了解到许多不为人所知的幕后之事。他曾听到景德镇公干的淮北同行提及周氏旧案，亦对其小小年纪便能想出雪夜鞋印的妙计赞叹不已。当时周时臣不过是十几岁的少年，已有此等智力，可惊可畏，而今其已然成人，阅历丰富，又声名在外，应当更了不得。若果真是他杀了人，以他的聪明脑袋，不会笨到滞留在凶案现场不走的地步，更不会主动要求官府将他当作疑犯逮捕。而他既然这么做，一定有他的理由。

略一思虑，何寻便点了点头，命道：“来人，将周公子扣下了，带回巡检司审问。”

景德镇没有仵作，要找人验尸、填报尸格等文书，得专程去浮梁县署请人。又因死者是徽帮重要窑主的妻子，何寻怕跟去年变工节一样，牵涉三帮争斗，再度引发纠纷，便决意先秘而不宣，留了一名兵卒进绸缎铺看守尸体，再将门板封了。

进来巡司署，何寻先进大厅禀报。通判陈奇可诧异不已。他原以为去年变工节死了徽州名匠吴明官，今年变工节会再度有大事发生，虽忐忑不安，却也有心理准备，却不想等来了一桩杀人案，死者还是徽州另一名匠陈仲美的妻子。

何寻道：“属下擅自做主，没有张扬，也没有立即派人到望江楼去叫陈仲美来认尸。预备请陈通判示下后，再派人去县城叫仵作、书吏来。等到入夜后，将尸体悄悄抬来巡司署，再去请陈仲美来。”

陈奇可赞许道：“你做得很好，就这么办。”忙命宋国霖草拟了公文，盖上大印，派人送去浮梁县衙面交浮梁知县杨延槐。

宋国霖问道：“何巡捕如何能肯定周时臣认得杀人真凶？”

何寻道：“属下是猜的。周时臣没有亲眼见到绸缎铺中的尸体，却已经知道死者是陈仲美的妻子，多半是杀人凶手自己告诉了他。”

陈奇可闻言，便命带周时臣进来，径直问道：“周公子，你可是当场撞见了凶手杀人后逃逸？”

周时臣道：“这个……”

陈奇可见对方吞吞吐吐，便命听差兵卒退出，只留下幕僚宋国霖和巡捕何寻二人，道：“这里再无外人，周公子有话不妨直说。”

周时臣道：“请陈通判恕周某无礼，我暂时还不能将经过和盘托出，因为这里面还有一个大大的为难之处。”

宋国霖问道：“有什么为难之处？”

周时臣道：“陈通判不能召我那个朋友来官署当证人，亦不能将真相公开。”

陈奇可怒气上冲，冷笑道：“真是天大的笑话！周公子，你以为自己是什么人？”

周时臣泰然自若，道：“我不是为我自己，这是为大局着想。若是陈通判肯答应我，我今晚便可助官府结了这桩命案。”

宋国霖道：“周公子是说今晚便可结案？”

周时臣道：“是。若是今晚还抓不到真凶的话，我周时臣任由官府处置，无怨无悔。”

陈奇可尚在思忖，宋国霖上前一步，低声道：“死的究竟是徽帮重要人物的妻子，不知道都有哪些人物牵涉其中，万一涉及三帮纷争，可就不好办了。不如先答应了周时臣，尽快查明真相，好在案子尚未传开前有所准备。”

宋国霖曾祖宋景是明代中期重要阁臣，史称“有古大臣风”。祖父宋承庆少有大才，志竞进取，然青年夭卒，未酬其志，只遗一孤子，便是宋国霖。宋国霖虽自幼丧父，然在母亲教导下，勤奋好学，安心苦读，在家乡名望很高。陈、宋两家是世交，陈奇可极信任宋国霖，对其言听计从，闻言便不再犹豫，忙点头道：“好，本官答应你。”又有意敲了敲案头，道：“不过周公子若失言，今晚结不了案，可别怪本官手下不留情面。”

周时臣道：“何巡捕，正如你所言，是有人从绸缎铺冲出来撞上了我，我衣衫上的血迹，便是那时染上的。我当时没有明言，是怕酿成大祸。”当即说了究竟——

周时臣独自从周窑离开后，本欲尽快挑篮穿行街道，好开禁收下徒弟吴祥瑞。这位吴祥瑞与他年纪相仿，却是诚心拜师学艺，又是名家吴为介绍来的，简慢不得。一路还算顺畅，毕竟七月半不是个收徒的吉利日子。

到瓷器街时，忽然有人从徽记绸缎铺直冲出来，直愣愣地撞到周时臣身上。他开始还以为是有人刻意阻碍他开禁，待认出对方，才大吃一惊。对方看到他后，立即如获救星，匆匆说了经过，恳请他出手相助。他料想事情不是杀人那么简单，为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便应承了下来，并要求对方在查明真相前不要轻举妄动，也不要对旁人提起半句。那人答应后便匆忙离去。周时臣正思虑是否要先看凶案现场，何寻便率兵卒赶到了。

宋国霖问道：“周公子那位朋友是谁？可是杂帮的头面人物？”

周时臣叹了口气，道：“不是，是徽帮会首黄云霄黄先生。”黄云霄虽是商人，却爱以儒自居，喜旁人称他为“先生”。

陈奇可不久前才听何寻提及周时臣与徽商大有渊源，本来还半信半疑，此时亲耳听到周时臣自承肯为黄云霄遮盖罪行，这才相信其言是真。问道：“死者江若兰是徽州名匠陈仲美的妻子，也算是徽帮人，为何黄云霄要杀死自己人？”

周时臣道：“全是因为一个色字。不过黄云霄并不是凶手。”

原来黄云霄贪恋江若兰美色，竟然利用徽帮会首身份压服陈仲美，与其达成协议，要霸占其妻子几日。为避人耳目，黄云霄假意亲率帮众到坟山祭奠，其实半途换了衣衫，悄悄折返回镇子。陈仲美则命妻子早早打扮齐整，到黄云霄名下的徽记绸缎铺等候。

黄云霄妻儿老小虽不在身边，但他未在景德镇单独置业，一直住在徽州会馆，会馆来往人多，不方便行幽会苟且之事。但他早有计划，安排妥当，令绸缎铺放假七日，上下人等全都离铺。不想他兴致勃勃赶到绸缎铺后，一进门便被什么物事绊倒，爬起来才发现堂中躺着一具鲜血淋漓的尸体。那女尸虽没有了首级，却还是能认出正是他朝思暮想的江若兰。他热血冲头，第一反应便是都帮预先设下了圈套，将江若兰先奸后杀，再嫁祸给他。他一时不及多想，只想快快离开现场。冲出绸缎铺时，惊慌失措，竟然撞上了挑着红篮经过的周时臣。

周时臣外祖父吴岫是苏州藏书名家，书斋名“尘外轩”，聚书逾万卷，在江南赫赫有名。黄云霄生父黄汴撰写商程书《一统路程图记》时，一度寓居苏州，为的就是借览吴岫家中的舆地志（舆地志：古代关于地理的书。吴岫为《一统路程图记》撰写后序，内中云：“岫自幼有四方之志，后以无尺寸进取，乃遍索天下舆地志，储而藏之，以为闲居检阅。徽友黄子京氏（黄洋字子京），足迹半天下，见前途问津者，漫皆迷茫，险夷利害，每犯所讳，故就岫仮诸，创设规模。又以其坐廛在我苏金阊阛阓之地，日与四方商贾交易，就而问询，併已所尝历而识者，辩证之以成此书，积苦数十年而后成，可谓勤矣。”），并由此与吴岫结为亦师亦友的关系。因为这一层渊源，周时臣自小便与黄云霄相识，他后来到景德镇发展，亦得其帮助甚多。甚至周时臣年纪轻轻当上杂帮会首，亦是黄云霄暗中出了大力。但二人从不在明里提及曾是老相识，外人亦不得而知。

黄云霄认出周时臣后，知道这位小友机智无比，立即将事情经过简略告知。周时臣闻言也紧张起来。去年变工节吴明官暴死，今年则是江若兰遇害，均与徽州名匠有关，他料想事情并不简单，甚至两案极可能有所关联，便安抚了黄云霄几句，同意替对方调查这件案子。

一旁宋国霖听得目瞪口呆，问道：“陈仲美人称陈三呆子，人是有些呆愣，可其性情也相当正统古板，绝非阿谀奉承之辈。他竟然愿意将妻子双手奉给其他男子？”

周时臣道：“这是黄会首亲口告诉我的，应该不会对我撒谎。如果何巡捕想要进一步确认，等陈仲美到了，向他一问便知。”

宋国霖料想黄云霄为人精明，不会编造这等极易为人戳穿的谎话，不由得信了几分，摇头道：“果然是个陈三呆子。”又问道：“既然黄云霄不是真凶，想来凶手杀人后早已携带首级离开，周公子要如何抓住他？”

周时臣道：“这个……我暂时还不能说。官府只需将我当作疑凶扣押起来，等到县城仵作、书吏一干人到时，大约就是晚上了，陈通判再连夜开堂审案，我自有法子捉到凶手。”

宋国霖道：“好，有什么需要官府做的，周公子尽管开口。”

周时臣道：“正好有一事要劳烦何巡捕，我今日本来还有一窑瓷器要开，家中来了几位好友等着观瓷。劳烦何巡捕派人去知会一声，就说我临时有事来了官署走不开，让佣工先开了窑好各自回家，朋友们先自行品瓷。我明日再置酒向他们几位赔罪。”

宋国霖知道周时臣与本地世家子弟交好，料想其口中的好友必是操骥、金英等人，均是浮梁籍名宦之后，忙道：“若真如此，周公子不如先悄悄回去一趟，等到县署官差到时再来。”

周时臣摇头道：“不，那样的话就捉不住凶手了。目下的关键，就是要让真凶以为官府已经抓到了替死鬼。”

宋国霖忙道：“倒叫周公子受累了。”忙命何寻派人赶去周家知会，免得众人久等。

何寻道：“我亲自走一趟好了，旁人也说不清楚。”

周时臣道：“那再好不过，只是有劳何巡捕辛苦走一趟。”

何寻便自辞了出去。

陈奇可见周时臣称能捉到凶手，虽信誓旦旦，究竟还是空口无凭，心中忧虑，可见到心腹幕僚宋国霖、得力助手何寻均对其十分信任，不免又半信半疑。想了想，问道：“周公子适才提及江若兰遇害可能会跟去年吴明官暴死有所关联，你为什么会这样认为？”

周时臣微一迟疑，即道：“陈通判是一地之主，周某不敢有所隐瞒。去年吴明官吴公暴死后不久，其遗孀吴家娘子找到了我，委托我暗中调查吴公之死真相。”

去年变工节吴明官当众猝死，徽帮认为是由都帮挑衅而起，预备正式向官府提起诉讼，最终因吴明官遗孀李新喜出面圆转，徽帮才算罢休。因为这件事，陈奇可曾拜访过李新喜，当面劝说，对其果敢刚毅及深明大义很是佩服，却不想她仍然暗中委托了周时臣调查。然她是徽帮重要人物之妻，却为何不找徽帮出面，而要辗转托付杂帮会首？是因为周时臣更方便以中立身份出面，又跟徽帮会首黄云霄大有渊源，还是因李新喜本人是浮梁名绅之后，正好周时臣与浮梁世家子弟操骥、金英等人交好之故？

宋国霖也极是好奇，问道：“当时徽帮上下气势汹汹地要为吴明官报仇，吴家娘子如何反而会将事情委托给周公子？毕竟周公子是杂帮的人。在本地，三帮行事可是一向泾渭分明的。”

周时臣道：“我开始也觉得奇怪。毕竟我跟吴公和吴家娘子无甚来往，他夫妇二人也不知我与黄云霄黄先生是旧识。后来吴家娘子主动说开，我才知道原来是吴窑的把桩（把桩：也叫火头，负责掌管烧窑全过程，是柴窑（即前所提镇窑）、槎窑（景德镇专烧灰渣器一类粗瓷所用的瓷窑，容积较柴窑为小，燃料用松枝毛柴，烧成温度较低）烧炼技术的总负责人。另有古瓷窑名“柴窑”，相传是五代周世宗柴荣指令建造，故名。据称所烧瓷器质“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世宗称其状曰：“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般颜色作将来。”世人因此称柴窑青瓷为“雨过天青”，是传说中的上品青瓷。）师傅向她推荐了我。”

吴窑的把桩师傅名叫杨采，南昌人氏，自小父母双亡，只与兄长杨今相依为命。不幸的是，杨采年少时，杨今为当地恶霸所害。恶霸又买通杨今妻子在城外火化了丈夫尸体，由此掩盖住恶行。乡邻虽然知晓真相，却因为害怕恶霸报复而不敢告诉杨采。杨采失去依靠，离乡谋生，尝尽颠沛流离之苦。二十年多年后，最终凭自身努力在景德镇吴窑当上了把桩。

某日，杨采在镇上偶遇乡邻，听其酒后吐露真相，这才知道当年兄长死得冤枉，悲愤交加之下，决意为兄长申冤。然他六次赶回南昌告状，当地官吏均认为时间太久、时过境迁而不予立案。

杨采擅长观火，对火候、温度把握得极好，周时臣初开窑时，亦曾请其帮忙把桩。他听说此事后，便主动替杨采写了一纸讼状。内中云：“白骨烧成黑炭，黄金买转青天。十两能偿一命，万金可杀千人。”让杨采持状再回南昌告状。

正好新任江西按察使（明朝省级（其实明朝并不置行省，“省”只是民间对三司辖区继续使用的俗称，因为三司辖区起初实际沿袭元朝的各省管辖范围）之权力一分为三，由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分掌，布政使管“民政”，按察使管“刑名”，都指挥使则管“军事”。三司大致分别相当于现在的省长、省政法委书记、省军区司令。）到任，读到状子后很是惊耸，遂当场立案，并签发公文捉捕人犯。恶霸最后招供了事实，由此被定死罪。杨采得报兄长大仇，周时臣的那一纸状子出力不少，因而对其十分感激。

去年吴明官暴死，李新喜表面听从通判陈奇可提议，说服徽帮不要再生事，其实她自己也暗中怀疑丈夫死得蹊跷。却苦于妇道人家身份，不能抛头露面。又恨身边没有才智之人，竟是无法可想。杨采在吴家二十年，多得吴明官提携教导，亲密如家人。窑主暴死，他比谁都难过。而在他心目中，周时臣就是天下第一等聪明人，人又豁达仗义，有力挽狂澜的本领。当他得知女主人怀疑丈夫死得不明不白时，便着力举荐了周时臣。

李新喜生性谨慎，并没有立即找上周时臣，而是暗中调查了他一番后，这才命人请其上门，表明意向。周时臣闻言惊愕异常，他虽厌恶行帮之争，但亦不能摆脱地域之困，甚至被强行推举做了杂帮会首。按照惯例，他既是杂帮人，决不能沾染徽帮事务，便本能地婉言推辞。李新喜当即跪下，死活不肯起来。把桩杨采又从旁反复劝说，周时臣不得已，这才勉强答应下来。

双方重新坐下后，李新喜说明了经过。原来吴明官一向身子壮健，又没有什么隐疾，当日虽遭都帮围堵，可比起之前都帮痛砸徽帮米店一事，实在算不了什么。吴明官毫不惊慌，亲口告诉妻子，说外面那些都昌籍佣工多半是受了人挑拨，只要出去说明真相，便足以打发走这些人。倒是徽帮会首黄云霄召集人手，预备以武力反击都帮后，吴明官有些着急起来，派人去告诉黄云霄，要他约束帮众，千万不能动武。然当时吴窑大门外人山人海，气氛紧张，乱哄哄一片，已非人力所能控制。吴明官怕酿成群殴械斗，一面派人去巡司署请通判陈奇可派兵弹压，一面亲自出来安抚，不想刚走到众人面前，便蓦然倒地死去。

周时臣听李新喜语气，似是怀疑吴明官是遭了人暗算，忙问她可有凭据。李新喜摇头道：“没有，我只是本能地觉得我夫君死得冤枉。可恨我笨人笨脑，虽起了疑心，也努力去找过，却始终没有发现蛛丝马迹。”

周时臣道：“那么吴公遗体上可有刃伤，或是有中毒迹象？”

李新喜道：“没有。是我亲手为我夫君换的寿衣，他全身上下我都仔细擦洗过一遍，没有伤口。可我心中始终放不下这件事。周公子，杨把桩说你是第一等的聪明人，你一定有法子的。”

周时臣道：“我虽答应了娘子要为你调查尊夫之死，可这件事难度极大，怕是费时费力……”

李新喜道：“当然不能让周公子白费力气，我自有酬金奉上。”

周时臣忙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怕是我才智有限……”

一语未毕，李新喜已经打开桌上的木盒，取出一只陶壶来，道：“周公子出身名门世家，兼之少年成名，寻常金钱财物也不会放在眼里，这只壶……”

那只栗色小壶乍看似老松树皮，凹凸不平，壶把似松根，质朴古雅，如同古铜器一般。周时臣一时两眼发直，失声道：“这……这是供春壶吗？”

李新喜道：“周公子果然好眼力。不错，这正是供春壶。而且这只壶，是供春在金沙寺所制，是世上第一只供春壶，也就是传说中的树瘿壶。现任饶州推官（推官：官名，唐朝始置，唐代节度使、观察使、团练使、防御使之属官，掌勘问刑狱，位次于判官、掌书记。其后，诸州、府皆置有推官。宋元时各府也置推官一人，专管一府刑狱，俗称刑厅。北宋司马光便曾任开封府推官。明时推官为各府佐贰官，顺天府、应天府推官为从六品，其他府推官为正七品，掌理刑名、赞计典。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些非常著名能干的推官，如万历十九年（1591年），应天巡抚李涞为迫害苏州知府石昆玉，不惜制造冤案。后遭苏州府推官袁可立弹劾，李涞因此而丢官。案件震动江南朝野。）吴正志不知从何处听说了树瘿壶现下在我夫君手里，曾多次派人来讨要求买，愿出五千金高价，我夫君亦没有答应。”

宜兴吴氏正是树瘿壶的原主。明代正德年间，宜兴才子吴仕为参加科考，在君山之隅、东溪之上的金沙寺读书。一位闲静有致的僧人向当地陶工学会了制陶之法，自己抟紫砂细土加以澄炼，制为胎，捏塑出口、杯、盖等，再烧成陶壶（此金沙寺（今在江苏宜兴东四十里）僧人即为紫砂壶创始人，他和供春（又名龚春，有史籍记载其不是书童，而是吴氏婢女）同为史籍中最早出现的有姓名可稽的紫砂壶制作工匠。金沙寺僧算是供春的师傅，也是紫砂壶的始祖，但真正将紫砂壶文化推广开来的却是供春。金沙寺自古为名寺，唐昭宗时宰相陆希声曾在此隐居，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朝廷赐额“寺圣金沙”，苏轼、岳飞等均在这里题过词，然金沙寺之所以被后人记住，仍然是因为供春。）。吴仕随身书童供春“髫龄颖异”，观看僧人炼土制壶日久，竟然嫌弃对方所制之壶太过粗拙，自称若是给他一坨泥，他会做得比僧人好得多。

某日，供春取僧人做完壶洗手后沉淀在缸底的紫砂泥，模仿寺旁一棵大银杏树上的树瘿纹样，做了一把紫砂壶。由于没有做壶的工具，只用了一把茶匙，所以在壶面上留了很多手指螺纹印，不想反而愈显古秀可爱，此即为世传“树瘿壶”。吴仕一见之下便叹为观止，视为珍宝。得到了主人的肯定，供春便又照着做了几把。

吴仕字克学，号颐山，出身常州宜兴簪缨官宦世家，家产丰厚，拥有“田万亩，山万峰，园以畦计，泉池以泓计，树株计，竹获苇数千，牛羊蹄千，僮指千”。其父吴纶“春和秋爽，载笔床茶灶，随以一鹤一鹿，遨游于武林吴苑间”，时常带着一鹤一鹿徜徉于江南山水间，自宛如仙人。来往于吴家的都是沈周（被称为“画中兰亭”的元代黄公望《富春山居图》曾为沈周收藏，后经董其昌（其人事迹见同系列小说《柳如是》，与吴正志同为万历十七年进士）转手至吴家。董其昌曾云，如想“精于绘事”，不可不看黄公望图。自明代万历至清初四五十年间，此图一直保管在宜兴吴氏家中。明末清初时，吴洪裕（吴正志幼子，吴正志为吴仕之孙）临死前仍摩挲《富春山居图》不已，叹道：“直性命殉之矣。”决意以此画“火殉”。万幸的是，其侄吴静庵不忍国宝毁于一旦，冒险自火中抢救。可惜《富春山居图》前段已经过火，部分焚毁。以后三百多年中，两段画卷分别流传，此即为今两幅《富春山居图》隔海相望之来历。）、文徵明、唐寅、仇英等当世大才子，正所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由于吴氏在江南士林中的巨大影响力，供春壶不胫而走，声名鹊起，博得了诸多官宦文人的青睐，世人争相竞购，几与金玉比价（供春壶是一件划时代的作品，代表着紫砂的高度，不仅开创了一代壶艺风气，还为文人与陶艺架起了一座桥梁。中国古代文人历来重书画、轻工艺，认为那些是难登大雅之堂的雕虫小技，但紫砂壶却令他们感觉到了那种内敛含蓄、古朴温厚的品性，因而供春壶一经问世，便被明代文人疯狂追捧。张岱在《琅环文集》道：“古来名画，多不落款。此壶望而知为供春也，使（时）大彬冒认，敢也不敢。”供春之后出现的时大彬是与供春齐名的一代紫砂宗师，但张岱的观点非常鲜明，供春壶绝对高出时大彬许多，一是“望而知之”，二是即使时大彬冒认，也不敢造次。张岱还在《梦忆》中称供春制作的砂罐“直跻商彝周鼎之列而毫无愧色”，可谓对供春崇拜得五体投地。由于对供春壶的狂热，对供春的身世也大起争议。可惜的是，供春所制作品极少，流传后世的更是凤毛麟角。供春壶今几近绝迹，今中国历史博物馆中有一把失盖的“供春壶”（1928年宜兴储南强在苏州地摊上以一块银元购买，英大英博物馆曾提出以两万美金收购，遭拒），多被认为是赝品。）。

吴仕高中进士后，告诉供春道：“你有这等才艺，再做我的书童就浪费了，自己去外面闯荡吧。”

供春自此离开吴氏，成家立业，扬名江湖。他后来还做过“龙蛋”“印方”“六角宫灯”等名壶，温雅大方，质薄而坚，有“供春之壶，胜于美玉”的美誉。但世间最看重的还是他的处女作“树瘿壶”，求壶者趋之若鹜，时人以千金索求，仍难得一见。

最早一版的“树瘿壶”自然在吴仕手中，不久即被其好友唐寅索去。后来唐寅生活落魄，“树瘿壶”也飘忽无定，最终下落不明，想不到其辗转流传下来，竟然落在了瓷业巨匠吴明官的手中。

周时臣既擅仿制古器，自然是鉴赏大行家，一见之下，便知道此壶十之七八是真品，待接过壶来，握在手中微一摩挲，便知决计为正品——虽没有瓷器的光滑圆润，亦没有釉色打亮壶面，却是黯黯光华，古拙庄重，质朴浑厚，有着千年古玉的韵味。难怪曾有人称赞其“栗色暗暗，如古今铁，敦庞周正”。

供春一生传世作品极少，许多江南收藏鉴赏大家都因为未能亲眼见过供春壶而抱憾终身，而今最早版本“树瘿壶”就在周时臣手中，弥足珍贵。只要一想到近百年间无数杰出名士抚摩过这把世间独一无二的陶壶，便足以令人怦然心动。

除此之外，周时臣本人就是能工巧匠。大凡真大师、真匠人，无不以造出至精至美之作为最高目标。即使是一代宗匠，雄踞巅峰，傲视群雄，然随着时间的流逝，属于他的时代终究会过去，但一件绝好的工艺品却可以流传千百年。供春早已化作了尘土，其英名却附在了陶壶上，流芳百世。而眼前的供春壶就是紫砂壶中不可逾越的杰作，陶与瓷素来同艺，周时臣自问尚达不到如此高度。百余年后，倘若后人摩挲观赏他周氏作品时，会是怎样的评价，又会是怎样的感怀？一时心荡神驰，思绪复杂，竟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一旁李新喜察言观色，已知周时臣深为供春壶打动。她知书识礼，亦不打断对方赏壶雅兴，只静静等在一旁。

过了好半晌，周时臣才回过神来，小心翼翼地将陶壶放回木盒中，正色道：“我先把原先要说的话说完。我答应替娘子查找真相，并不是要贪图吴家什么。我很佩服吴公的本领，匠心独具，技巧绝伦，在前人成就上有所创新，自开一派。扪心自问，我若涉足青花斗彩，亦达不到吴公的高度。”

李新喜道：“人各有所长，周公子称雄于仿古，亦非我夫君所能。”

周时臣很喜欢对方不卑不亢、应答得体的态度，便实言告道：“之前我想说的是，我会努力去做娘子交付的事。只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怕查了许久后，仍然给不了娘子想知道的答案，到时怕是娘子会深深失望。至于这件树瘿壶，我不能收，它实在太贵重了，堪称无价之宝。”

李新喜道：“在周公子眼中，这壶是无价之宝。在我眼中，它是一件普通的夫君遗物，只希望能将它赠送给有缘人。若是周公子不肯收下，那么我便收回刚才托付的话，不敢再有劳周公子为我死去的夫君奔波劳碌。”

周时臣既已慨然允诺，哪会轻易把话说回？况且还死者同行以真相，是天经地义之事。然李新喜偏偏要以那只树瘿壶作报酬，不免很是为难。

把桩杨采一直站在一旁，见场面转冷，忙道：“周公子，你一向爽直，怎么这会子反倒婆婆妈妈起来了？老实说，我可看不出这只壶有什么好。可它是吴娘子的一点心意，她想的只是将吴窑主生前最珍爱的东西送给周公子你。”

周时臣见实在难以推辞，便道：“那好，这只供春壶就暂时由我保管。我们先以一年为限，若是我有负娘子重托，难以查明真相，那么明年变工节时，我再来府上拜访，归还这只壶。”

双方就此约定，且秘不外扬，只有在场的三人知晓。然都帮围堵吴窑情形实在太乱，人数实在太多，周时臣本人亦不在场，他又只能暗中走访当事者，导致迟迟没有进展，他甚至都不能证明吴明官是否真的死于暗算。

今日恰好是约定的一年之期，周时臣一大早起来，所做第一件事便是取出树瘿壶，亲自送去吴窑，以履行承诺。不想却吃了闭门羹，李新喜坚持不见不收。他因为尚有收徒、开窑两件大事要忙，只得又携着树瘿壶回家。

讲述受托于吴氏遗孀一节时，周时臣只提吴窑珍品，不提树瘿壶或供春壶，陈奇可等人以为李新喜送给周氏的只是吴明官亲手烧制的精美瓷器，亦不在意。

宋国霖问道：“周公子既然没有发现吴明官是遭暗算身亡的证据，如何还认为他的暴毙跟今日江若兰命案有所关联？”

周时臣道：“我虽然没有发现有用的线索，但在调查时，却越来越觉得吴家娘子的看法是对的，吴明官之死不同寻常。至于两起案件有所关联，只是我自己的联想。不然哪会这么巧，两年的变工节，在同一天，两个人遇害，且均与徽帮名匠有莫大干系。”

果真如此的话，都帮嫌疑就相当大了。去年他们明里闹事，发动都昌籍佣工围堵吴窑，吴明官当众身亡，徽帮由此损失了最顶尖的瓷匠。都昌窑主余茂盛之母上月便已经过世，他曾回家奔丧数日，却将下葬日子拖到这个月，极可能是有意为之。于是今年都帮帮众表面集体回都昌为余母送葬，暗中则暗下杀手，杀死江若兰，既能打击陈仲美，又能陷害徽帮会首黄云霄，可谓一箭双雕。

而且都帮确实是吴明官猝死最大、最直接的受益者。吴明官膝下有一子一女，长子吴青峰为前妻所生，对制瓷毫无兴趣，因与继母李新喜不和，便独自搬去浮梁县城居住，每日与城中一帮浪荡子弟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次女吴黛城为李新喜所生，年纪还小，才十四五岁。吴明官一死，其子不能继承其业，吴窑连个掌窑人都没有。李新喜虽勉强以未亡人身份接管了事务，然按照瓷业行规，妇人不能靠近窑房，不然大不吉利，她也只能处理一些未竟杂务。没有了真正懂行的掌窑人，吴窑青花瓷器生产一落千丈。都帮本来就在圆器业有垄断优势，崔氏五彩亦不逊吴氏斗彩太多，便趁机将青花瓷器生意都抢了过去。去年都帮崔窑卖出的青花数量，是前年的五倍还多，其中有七成是从吴窑拉走的两广大户。就连徽帮会首黄云霄为应付海外市场订单，也不得不转买了一批崔窑青花。

吴明官死后，陈仲美便是硕果仅存的宗师级徽州瓷匠。陈窑烧制普通青花圆器，瓷器亦是精品，只是不似崔窑五彩、吴窑斗彩那般各有开创之风。陈氏本人不想计较行帮之争，只想成为行业至尊，烧制出无可比拟的顶级青花。每每都昌窑主开窑，他亦常常跑去观摩学习。因为其人眼里只有瓷器，很有些呆傻之气，其妻子又是景德镇的著名美人，都帮众人也不讨厌他，更不像提防吴明官那般如临大敌，偶尔还拿他开开玩笑。有人假意建议陈仲美加入匠籍（明代按职业不同将人分成不同的户籍，如民籍、军籍、盐籍（即灶籍）、匠籍、弓兵籍、铺兵籍、医籍等。其中军籍和匠籍是世袭制。匠籍顾名思义，即是匠人的户籍，是一种官营手工业匠户，一旦入籍，便由子孙世代承袭。至明时，匠人改为轮班轮作，称为“轮班匠”（另有“住坐匠”，因相对复杂，又与本书无关，此处忽略不提），除为官府分班定期服役外，其余时间可以自制成品出售，成为半自由的手工业者。到明中后期，针对轮班匠又有“出银代班”制，工匠可以交纳银两来代班。景德镇自宋代起就有官窑和民窑之分，民窑工匠多是民间自由手工业者，如小说中提及的崔国懋、吴明官、陈仲美、周时臣等，这些人名义上是工匠，从户籍上来说仍属于民籍。官窑工匠则是具有匠籍的工匠，如文中将要提及的童宾等。），好去御窑厂做龙缸匠，主烧龙缸（龙缸：亦称大龙缸，一种绘有青龙腾云状的大型青花瓷缸，为皇家专用。明廷自从洪武年间（1368—1398年）便成立了专门的龙缸窑，专门烧制大件龙缸。宣德年间（1426—1435年）景德镇龙缸窑发展至三十二座。后因青窑数少，而龙缸窑空闲，于是将龙缸窑十六座改砌为青窑。），那可是人间至尊青花瓷器。对方本是随口说笑，陈仲美却当了真，一本正经地答道：“我烧的瓷器是给活人观赏享用的（龙缸多用在皇帝陵墓中，用于盛装菜油点灯，即史书上所称“长明灯”“万年灯”。）。不睁大双眼，怎能看到白地蓝花的美丽？况且龙缸不过难在巨大而已，算不得至尊瓷器，甚至连一流都算不上。”旁人见到他这股爱瓷如命的执着，倒也颇为佩服。

但陈仲美到底还是徽人，陈窑每年生产的青花瓷器只比崔窑略少，其人也不花哨，不推一度大红大紫的五彩、斗彩之类，只烧青花，神韵清秀，飘逸而不轻浮，以专注赢得了市场。与徽人杂七杂八生意极多不同的是，瓷器生产是都帮唯一一大宗生财之道，多年打拼、数代人不懈努力，才以手艺垄断了圆器市场，容不得旁人侵犯，狭隘背后自有无数血汗艰辛。大概都昌人还是想要在青花领域一枝独大，便起意对付重要竞争对手陈仲美。又知道徽帮会首黄云霄素来垂涎陈妻江若兰美色，便因势利导，杀死陈妻，嫁祸给黄云霄，一举两得，一石二鸟。

宋国霖思索片刻，略有所醒悟，问道：“周公子认为凶手杀人的目的是要对付徽帮会首黄云霄，若是发现官府错抓了杂帮会首，也就是周公子你，必然还有后招？”

周时臣道：“是。我料想真凶必会密切关注凶案，这正是抓住他狐狸尾巴的关键。”顿了顿，又道：“我其实倒希望吴公和陈家娘子两案有所关联，去年情况复杂，今年可查的线索就多了。”

宋国霖道：“朋友妻，不可戏。黄云霄身为徽帮会首，竟然垂涎帮众妻子美色，这等丑闻，他不会宣扬出去。知道这件事的肯定寥寥无几。果真是有心人，一定在他身边安插了内应。”

周时臣道：“黄先生必然已想到此点，回去会馆后，立即会着手寻找内应。我们只需要抓住真凶就好。”

三人又议了一会儿，忽听到外面有呼喝声，还夹杂着鞭打声、训斥声。通判陈奇可立即皱起眉头，沉下脸来。

周时臣见陈奇可明显露出不快之色，颇为不解。宋国霖忙解释道：“外面必是方巡检逮捕了不称职的官窑工匠，带回官署了。”

巡司署不独是饶州通判驻镇办公之地，江西矿税使潘相到景德镇御窑厂监烧瓷器时也会来这里办公。潘相自小阉割入宫，是当今万历皇帝的心腹宦官。上任后，一心讨好皇帝，督造龙缸甚严，稍有不顺，便命驻厂巡检方何逮捕官窑工匠下狱，轻则戴上械具关上数日，重则鞭笞拷打，想以此来立威，令工匠俯首帖耳。然龙缸器物太大，技术复杂，容易烧破变形，烧成十分困难。每窑每年只能烧制三只以下，且成品率极低。潘相到任以来，还未能成功烧出一只龙缸。最近他不知如何火气上升，不断重责工匠，连日来已逮捕多人，押到官署大狱，施以残酷刑罚，惨叫声不绝于耳。陈奇可稍有规劝，反遭潘相厉声训斥。他是进士出身，竟然当着属下被阉奴训斥，内中不免耿耿于怀。

周时臣听了究竟，道：“烧制龙缸这等大器，半在人为，半在天力，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岂是催逼所能成就？”

宋国霖道：“谁说不是呢。”与陈奇可低声商议几句，又道：“怕是一会儿潘使君又要进来发威了，署厅人来人往多有不便，就暂且先委屈周公子一会儿。”

周时臣道：“这是当然，戏一定要做足。”宋国霖便招手叫进兵卒，命将周时臣以杀人嫌疑收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