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对玫瑰花的反抗

安德烈:

读你的信,感觉挺复杂。想起跟你父亲在美国初识的时候,听他谈自己的旅行。18岁的他,也是和一两个留着长发、穿着破牛仔裤的朋友,从德国一路hitchhike横过整个欧洲,到土耳其和希腊。那是欧洲的1968年,学生运动兴起、嬉皮文化焕发的时代。

他提到在语言不通的国度里,发生车祸后的一团混乱;提到在西班牙设法勾引天主教堂里做弥撒的女孩;提到在一毛钱都没有的状况下,如何到希腊的农家里骗到一顿饭;提到在稻草堆里睡觉,看捷克的夜空里满天沉沉的星斗。

那时我3岁,刚从台湾到美国,很震惊为什么欧洲的青年人和 我们的“玩”,就是一圈人围起来,唱歌、跳舞,玩大风吹或者躲蒙蒙,一起拍手或一起跺脚,做整齐划一的动作。幼儿园的孩子们做的游戏,大学生一样起劲地做。“群育”的概念藏在我们的“玩”后头,教我们从集体行动中寻找安全和快乐。

所以主要还不是物质匮乏的问题;一个欧洲青年和一个台湾青年,当时最主要的差别在于前者的个人思维和后者的集体思维。脱离集体是一件可怕的、令人不安的事情。更何况,我们被教导,读书求学固然是为了国家的强盛,“玩”,也同样是在达成一个集体的意志。

然而你爸爸那一代青年,是天生的自由自在吗?他们的父母,你的祖父母那一代人,不就在德国法西斯的集体意识里过日子的吗?也就是说,你爸爸和我所源出的背景其实是相像的。

我记得一个西柏林来的青年说,“一九六八年的一代”很多人会有意识地拒绝在阳台上种植父母那一代人喜欢的玫瑰、牡丹、大朵杜鹃等等,反而比较愿意

去种植中国的竹子,而非欧洲本土的竹子,就隐隐象征了对玫瑰花的反叛。“性、药、摇滚乐”是在那样一个背景下喊出来的渴望。

“一九六八年的一代”,做了父母,做了教师,仍然是反权威的父母和主张松散、反对努力奋发的教师,我的安德烈就是在这样的教育气氛中长大。你的“懒散”,你的“拒绝追求第一名”哲学、你的自由宣言和对于“凡俗的快乐”的肯定,是其来有自的。如果说你父亲那一代的“玩”还是一种小心翼翼的尝试,你们的“玩”就已经是一种自然生态了。

我反对吗?我这“复杂深沉、假里假气”从来没学会“玩”的知识分子要对你道德劝说,教训你说蟋蟀和工蚁的故事吗?做母亲的我要不要告诉你,在全球化的竞争中,儿子,你一定要追求“第一名”,否则无法立足?

我不想这么说,安德烈。

譬如你说你特别看重你和朋友同侪相厮守相消磨的时光。我不反对。人生,其实像一条从宽阔的平原走进森林的路。在平原上同伴可以结伙而行,欢乐地前推后挤、相濡以沫;一旦进入森林,草丛和荆棘挡路,各人专心走各人的路,寻找各人的方向,那推推挤挤的群体情感,那无忧无虑无猜忌的同侪深情,在人的一生中也只有少年期有。离开这段纯洁而明亮的阶段,路其实可能愈走愈孤独。你将被家庭羁绊,被责任捆绑,被自己的野心套牢,被人生的复杂和矛盾压抑,你往丛林深处走去,愈走愈深,不复再有阳光似的伙伴。到了熟透的年龄,即使在群众的怀抱中,你都可能觉得寂寞无比。

“少年轻狂”,安德烈,是可以的。至于“玩”,你知道吗,我觉得不懂得“玩”,是一种蛮严重的缺点。怎么说呢?席慕蓉阿姨“记得吗?那个又写诗又画画的蒙古公主”曾经说,如果一个孩子在他的生活里没接触过大自然,譬如摸过树的皮、

踩过干脆的落叶,她就没办法教他美术。因为,他没第一手接触过美。

中国有一个我非常欣赏的作者,叫沈从文,他的文学魅力,我觉得,来自他小时逃学,到街上看杀猪屠狗、打铁磨刀的小贩,看革命军杀人、农民头颅滚地的人生百态。在街上撒野给予他的成熟和智能,可能远超过课堂里的背诵。

你小的时候,我常带你去剧场看戏,去公园里喂鸭子,在厨房里揉面团,到野地里玩泥巴、采野花、抓蚱蜢、放风筝,在花园里养薄荷、种黄瓜,去莱茵河骑单车远行。现在你大了,自己去走巴塞罗纳,看建筑,看雕塑。安德烈,我和席慕蓉的看法是一致的:上一百堂美学的课,不如让孩子自己在大自然里行走一天;教一百个钟点的建筑设计,不如让学生去触摸几个古老的城市;讲一百次文学写作的技巧,不如让写作者在市场里头弄脏自己的裤脚。玩,可以说是天地之间学问的根本。

那么,我是否一点儿也不担心我的儿子将来变成冬天的蟋蟀,一事无成?骗鬼啊?我当然担心。但我担心的不是你职业的贵贱、金钱的多寡、地位的高低,而是,你的工作能给你多少自由?“性、药、摇滚乐”是少年清狂时的自由概念,一种反叛的手势;走进人生的丛林之后,自由却往往要看你被迫花多少时间在闪避道路上的荆棘。

可是你18岁了,那么自己为自己负责吧。忘了说,MM18岁的时候常常逃课,每天在谈恋爱,没读什么书呢。而且,她以为全世界的国家都是四面环海,走不出去的。

MM

2004年11月0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