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08-26

“她也逃离乖乖牌的人生了，”

“比我逃得更远，”

“比我更懂流浪的自由。”

电影系馆的前面，有一座雕刻花园，布满了贵得要死的各类雕塑。

我有时候会拿着三明治，坐在波特罗塑的铜大肥女的肥腿旁吃午餐。

这一天，我隔着铜大肥女的腿弯，看见另一座雕像的旁边，坐着一个好看的东方女生。

她似乎发现了我在看她，抬起头来对我一笑，我呆住了，竟然是我的小学同学，潘。

会在UCLA遇到潘，我实在很意外。

潘跟我进的是同一家私立小学，我们两个当时常常被选作学校典礼负责上台的学生代表，她代表女学生，我代表男学生，做些无聊的事，像是对贵宾献花啦，致感谢词啦，这些妆点门面的事。

我们这样被搭配着上了几次台，当然就渐渐被“配对”了，小学生人生刚开始，唯恐天下不乱，能配对的，一定加以配对，所以全校同学把潘跟我配成一对，作为取笑、实验、监视、或参考的对象，也是理所当然的娱乐。

连小学的老师们也对潘跟我的配对很起劲，大概“金童玉女”很符合他们对“儿童纯纯恋爱”最理想的想象——不秘密、不激情、配得很工整。

双方家长大概也觉得这是不错的生活调剂，反正幻想一下自己的小孩“感情之路从此一帆风顺”，总是令母亲们能提早感到欣慰。

潘从小就是美丽优雅的女生，我始终记得她的嘴唇上方的寒毛略重，形成一片薄薄的暗影，我后来发现好多美女有这个特色。

潘被训练成出色的吹长笛小孩，有时她参加演奏会，穿背后有大蝴蝶结的纱裙上台演奏，我就会被梳上西装头，穿上小西装，拿着花束，坐着车，到剧院去听她的长笛演奏，等她演奏完，上台把花束献给她，在台上抱一抱。

我们两个在小学的走廊遇见时会彼此微笑，节日时会互赠有礼貌的卡片和小礼物，如此而已。潘跟我，显然都没有把这个配对游戏当真过，其他人都比我们起劲，但我们也不觉得演演戏有什么麻烦，何况演时，另有微妙甜味掺杂其中，并不是全然无聊。

小学毕业以后，我们就没再见面，也没通消息，我偶尔听说一点她的事，知道她跟一个律师订了婚。那个律师小时候也跟我们念同一个小学。

我以为潘就会这样结婚、生小孩、偶尔吹吹长笛，完成又一个起码看起来很幸福的人生。我没有想到会在UCLA遇见她。

我跟她打了招呼，她开心地笑了，说她在念咨询所，她还笑着说听人讲起我念了个怪系。她还是美丽、优雅、嘴唇上方有一抹淡青的影子。

潘邀我周末去找她，她要做中国菜给我吃。我去了，在她家，我遇见了一位没有双腿的、五十几岁的东方男人。潘为我介绍了他，说：“这是我的未婚夫。”

我很确定这个男人不可能是那个跟我们小学同学的律师。我跟这位男士聊天，他是电脑工程师，从印度来到洛杉矶，他的腿是十五岁那年，出车祸，救不回，锯掉了。

我那晚吃了顿愉快的晚餐，我还是没跟潘谈到什么心事，跟我们小学时相处方式差不多。何况潘整晚都很忙，她的未婚夫坐轮椅，动作有时不方便，潘都很利落的解决了。

这顿晚餐后的一个多月，我竟然接到潘的妈妈打越洋电话给我。我真的很讶异，小学毕业后，我就没见过这位潘妈妈了，我不知道她要跟我说什么。

“康永，我一直希望女儿是跟你结婚的，你们从小就配好了的……”说到这里，电话那头的伯母就哭起来了。

“……后来，我让她跟那个律师订了婚，我也就放心了，可以了……可是，她一到美国，就变了，原来订的婚也不管了，竟然，竟然跟一个年纪那么大，又没有腿的男人在一起……还是印度人！……”她边哭边说，说到这里，泣不成声。

我尴尬的保持沉默。我并不觉得有必要哭成这个样子。当然我能理解这种妈妈的心情，但我真的觉得发生在潘身上的事，决不是件悲哀的事。

电话那头的伯母，稍微振作了些，她说：“康永，她从小跟你最好，她一定会听你的话，你好好劝她，叫她不要这个样子……呜呜呜……”她又哭起来了。

“伯母，你不要哭了，我看见过他们两人在一起的样子，潘有点辛苦，可是她看起来很快乐，你让他们结婚吧，这是潘第一次为她自己做的选择。我想她终于明白为自己选择的快乐了。伯母，再见。”我把电话挂了。

另一种不一样的，但仍然微妙的甜味，在我心里弥漫开来——原来潘也很勇敢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