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的整个晚上和第二天早晨我都是在精神沮丧的麻木状态中度过的。我记得我打算用功读书了，开始看卡依达诺夫的教科书，这本著名的教科书那排得很稀疏的每一页、每一行字只是白白地在我眼前闪过，“恺撒①以作战勇敢著称”这一句我接连念了十遍，可我却一点儿也不懂得这句话的意思，于是就把书放下了。吃饭前，我又在头发上抹了油，再穿上常礼服，系上了领结。

“这是为什么？”母亲问道。“你还不是一个大学生呢，天晓得，你能不能考取？不是早已给你做了一件短上衣吗？可别把它丢在一边。”

“有客人要来，”我几乎失望地嘟哝着。

“真是胡说八道！这是些什么客人！”

我只好服从。于是脱去常礼服，换上了短上衣，但没有拿下领结。在午饭前半小时，公爵夫人带着女儿来了；这位老妇人在我已经见过的那个绿色连衫裙外面披上了一条黄色披巾，戴了一顶饰着火红色带子的旧式帽子。她马上就谈起自她厌烦透了，带着一种郁闷而轻蔑的态度应付着她；父亲有时稍微皱几下眉头。母亲对齐娜依达也没有好感。

“这是个多么傲慢的女人，”第二天她说。“请想一想——

她有什么可骄傲的——ａｖｅｃｓａｍｉｎｅｄｅｇｒｉｓｅｔｔｅ。①”“你大概没有见过格里泽吧，”父亲对她说。

“那要谢天谢地！”

“当然要谢天谢地……不过你怎么可能给她们下断语呢？”

齐娜依达压根儿不理我。饭后不久公爵夫人就告辞了。

“我希望能得到你们的大力帮助，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和彼得·瓦西里耶维奇，”她拖长着声调对我父母说。“又有什么办法呢！好日子是有过的，但是已经过去了。虽然我是个公爵夫人，”她带着不愉快的笑声补了一句，“如果没有吃的，爵位又有什么用！”

父亲毕恭毕敬地向她行了礼，送她到前室门口。我穿着自己那件太短的上衣站在那里，眼睛望着地板，仿佛是个被判处死刑的囚犯。齐娜依达不理我，使我十分沮丧。但我大吃一惊的是当她打我身边走过时，眼睛里流露出以前那种亲切的神情，并急促地对我低声说：

“八点钟请到我们那儿去，听见没有，一定要……”我只是把两手一摊，而她把白头巾披在头上，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