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寻常的苦难(札记之三)

1

迄今为止,关于苦难,我知道些什么?我经历过困顿、挫折、痛苦、失望,但不曾经历过苦难。直到我身陷苦难中了,我才省悟这一点。可是,关于苦难,我仍然知道些什么?

苦难似乎是一个伟大的词眼。在古典时代,苦难被颂扬为一种英雄业绩,希腊人差不多是用“历尽苦难”来定义英雄这个概念的。荷马史诗的主人公之所以成其为英雄,就因为他是“历尽苦难的奥德修”。在浪漫时代,苦难被颂扬为灵魂净化的必由之路,“不知道苦难”差不多就是没有灵魂的同义语。所以青年罗曼.罗兰敢于以无比轻蔑的口吻写道:“我们必须怜悯那些不知道苦难的人,假如真有那种可怜虫的话!”

这样的苦难与我无缘。

我的苦难没有慰藉,也没有补偿。它不会给我带来光荣和伟大。一个父亲守着他的注定夭折的孩子,这个场景异乎寻常,但也极其平凡。我也许挺得住,也许挺不住,无论在哪种情形下,我都成不了英雄。我只是一个忍受着人间平常苦难的普通人。一个人只要真正领略了平常苦难中的绝望,他就会明白,一切美化苦难的言辞是多么浮夸,一切炫耀苦难的姿态是多么做作。

2

不要对我说:苦难净化心灵,悲剧使人崇高。默默之中,苦难磨钝了多少敏感的心灵,悲剧毁灭了多少失意的英雄。何必用舞台上的绘声绘色,来掩盖生活中的无声无息!

纵然苦难真有净化作用,我也宁要幸福。常识和本能都告诉我,欢乐比忧愁更有益于身体的保养,幸福比苦难更有益于精神的健康。

纵然苦难已经临头,我已经身陷悲剧,我也无意奢谈净化,自许崇高。对人生的觉悟来自智慧,倘若必待大苦大难然后开悟,慧根也未免太浅。我真正要留意的是在苦难中自卫,保护心灵的健康。我自知能够超脱,倒是要防止过于看破,从此不能够执著。

纵然苦难终于把我压垮,悲剧终于把我毁灭,我也只好自认倒霉,无需有人来安慰我说:苦难净化心灵,悲剧使人崇高!

3

西塞罗说:“不但幸运本身是盲目的,而且使享用它的人也成为盲目的。世上没有比交好运的傻瓜更不可容忍的了。”

这话说得很漂亮。不过,傻瓜不交好运,甚或交了恶运,是否就会不是傻瓜了呢?

其实,人生在世,总会遭受不同程度的苦难,世上并无绝对的幸运儿。所以,不论谁想从苦难中获得启迪,该是不愁缺乏必要的机会和材料的。世态炎凉,好运不过尔尔。那种一交好运就得意忘形的浅薄者,我很怀疑苦难能否使他们变得深刻一些。

我相信人有素质的差异。苦难可以激发生机,也可以扼杀生机;可以磨炼意志,也可以摧垮意志;可以启迪智慧,也可以蒙蔽智慧;可以高扬人格,也可以贬抑人格,——全看受苦者的素质如何。素质大致规定了一个人承受苦难的限度,在此限度内,苦难的锤炼或可助人成材,超出此则会把人击碎。

这个限度对幸运同样适用。素质好的人既能承受大苦难,也能承受大幸运,素质差的人则可能兼毁于两者。

4

智慧使人对苦难更清醒也更敏感。一个智者往往对常人所不知的苦难也睁开着眼睛,又比常人更深地体悟到日常苦难背后的深邃的悲剧含义。在这个意义上,智慧使人痛苦。

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哲人说:“绝学无忧。”外国的哲人也设问:“为了能够幸福,人最好是否对自己无知呢?”

然而,由于智者有着比常人开阔得多的视野,进入他视界的苦难固然因此增多了,每一个单独的苦难所占据的相对位置却也因此缩小了。常人容易被当下的苦难一叶障目,智者却能够恰当估计它与整个人生的关系。即使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由苦难的表象洞察人生悲剧的底蕴,但这种洞察也使他相对看轻了表象的重要性。

由此可见,智慧对痛苦的关系是辩证的,它在使人感知痛苦的同时也使人超脱痛苦。

5

面对社会悲剧,我们有理想、信念、正义感、崇高感支撑着我们,我们相信自己在精神上无比地优越于那迫害乃至毁灭我们的恶势力,因此我们可以含笑受难,慷慨赴死。我们是舞台上的英雄,哪怕眼前这个剧场里的观众全都浑浑噩噩,是非颠倒,我们仍有勇气把戏演下去,演给我们心目中绝对清醒公正的观众看,我们称这观众为历史、上帝或良心。

可是,面对自然悲剧,我们有什么呢?这里没有舞台,只有空漠无际的苍穹。我们不是英雄,只是朝生暮死的众生。任何人间理想都抚慰不了生老病死的悲哀,在天灾人祸面前也谈不上什么正义感。当史前人类遭受大洪水的灭顶之灾时,当庞贝城居民被维苏威火山的岩浆吞没时,他们能有什么慰藉呢?地震,海啸,车祸,空难,瘟疫,绝症……大自然的恶势力轻而易举地把我们或我们的亲人毁灭。我们面对的是没有灵魂的敌手,因而不能以精神的优越自慰,却愈发感到了生命的卑微。没有上帝来拯救我们,因为这灾难正是上帝亲手降下。我们愤怒,但无处泄愤。我们冤屈,但永无伸冤之日。我们反抗,但我们的反抗孤立无助,注定失败。

然而我们未必就因此倒下。也许,没有浪漫气息的悲剧是我们最本质的悲剧,不具英雄色彩的勇气是我们最真实的勇气。在无可告慰的绝望中,我们咬牙挺住。我们挺立在那里,没有观众,没有证人,也没有期待,没有援军。我们不倒下,仅仅是因为我们不肯让自己倒下。我们以此维护了人的最高的也是最后的尊严——人在大自然(=神=虚无)面前的尊严。

6

我们总是想,今天如此,明天也会如此,生活将照常进行下去。

然而,事实上迟早会有意外事件发生,打断我们业已习惯的生活,总有一天我们的列车会突然翻出轨道。

冥冥中仿佛有一支神笔,早已画好了我们每个人的命运的地图,只有极少数人掌握或自以为掌握破读这地图的密码。

我不属于预感敏锐的先知之列,但审慎使我对命运始终怀着一种不信任,何曾料到命运比我能够想象的更其诡谲。

从今以后,我不会再轻易相信明天。“天有不测风云”——不测风云乃天之本性,“人有旦夕祸福”——旦夕祸福是无所不包的人生的题中应有之义,任何人不可心存侥幸,把自己独独看做例外。我仍然读不懂我的命运的地图,但是,即使明天我的日内瓦沉入海底,我的维也纳毁于火山,我也不会惊慌失色了。

7

身处一种旷日持久的灾难之中,为了同这灾难拉开一个心理距离,可以有种种办法。乐观者会尽量“朝前看”,把眼光投向雨过天晴的未来,看到灾难的暂时性,从而怀抱一种希望。悲观者会尽量居高临下地“俯视”灾难,把它放在人生虚无的大背景下来看,看破人间祸福的无谓,从而产生一种超脱的心境。倘若我们既非乐观的诗人,亦非悲观的哲人,而只是得过且过的普通人,我们仍然可以甚至必然有意无意地掉头不看眼前的灾难,尽量把注意力放在生活中尚存的别的欢乐上,哪怕是些极琐屑的欢乐,只要我们还活着,这类欢乐是任何灾难都不能把它们彻底消灭掉的。所有这些办法,实质上都是逃避,而逃避常常是必要的。

如果我们骄傲得不肯逃避,或者沉重得不能逃避,怎么办呢?

剩下的唯一办法是忍。

我们终于发现,忍受不可忍受的灾难是人类的命运。接着我们又发现,只要咬牙忍受,世上并无不可忍受的灾难。

8

古人曾云:忍为众妙之门。事实上,对于人生种种不可躲避的灾祸和不可改变的苦难,除了忍,别无他法。忍也不是什么妙法,只是非如此不可罢了。不忍又能怎样?所谓超脱,不过是寻找一种精神上的支撑,从而较能够忍,并非不需要忍了。一切透彻的哲学解说都改变不了任何一个确凿的灾难事实。佛教教人看透生老病死之苦,但并不能消除生老病死本身,苦仍然是苦,无论怎么看透,身受时还是得忍。

当然,也有忍不了的时候,结果是肉体的崩溃——死亡,精神的崩溃——疯狂,最糟则是人格的崩溃——从此委靡不振。

如果不想毁于灾难,就只能忍。忍是一种自救,即使自救不了,至少也是一种自尊。以从容平静的态度忍受人生最悲惨的厄运,这是处世做人的基本功夫。

9

命运是一个沉重的词,幸运儿是不会想到命运的,唯有身陷苦难时,我们心中才会奏响起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

命运所提示的苦难常具三个特征:不可思议,令人感到神秘而又荒谬;不可违抗,如同出于神的意志;不可轻视,拥有震撼乃至摧折人生根基的力量。

命运是不可改变的,可改变的只是对命运的态度。一则古斯拉夫祈祷文如此说:“主啊,请赐我力量去改变可以改变的事物,请赐我力量去忍受不可改变的事物。”面对命运,忍似乎是唯一法门。

但是,有不同的忍。有英雄之忍,也有奴隶之忍。

俄狄浦斯一生都在逃避杀父娶母的可怕命运,但终未能逃脱,于是他刺瞎了自己的眼睛。这个举动既是对命运的无奈接受,又是对命运的愤怒抗议。他仿佛说:既然命运本身如此盲目,不受人的理性的指引,人要眼睛何用?从今以后,就让命运领着我这个瞎子走吧,只有作为一个瞎子,我才能跟从它。他的忍是英雄之忍。

上帝为了考验虔信的约伯,连连降灾于他,毁掉了他的全部儿女、财产和他自己的健康。约伯虽然对此大惑不解,却虔信如故,依然赞美上帝的仁慈。他的忍是奴隶的忍。

“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太简单一些了吧?活生生的人总是被领着也被拖着,抗争着但终于不得不屈服。

10

由于世事无常,命运莫测,梭伦便说:“无人生前能称幸福。”这差不多是古希腊人的共同看法。尽管俄狄浦斯的厄运是极其特殊的,索福克勒斯仍把它视为人类普遍命运的象征,让歌队唱道:“谁的幸福不是表面现象,一会儿就消灭了?不幸的俄狄浦斯,你的命运警告我不要说凡人是幸福的。”

确实,当我们回顾往事寻找幸福时,至多只能找到一些断片。一切幸福的故事都没有结尾。它没法有结尾。“运气是镜子,照得最明亮时便碎了。”不碎又怎么样?它会陈旧,暗淡,使人厌倦。一切幸福故事的结尾或是悲惨的,或是平庸的,所以被小说家删去了。

人死后就能称幸福了吗?针对梭伦的说法,亚里士多德合乎逻辑地推论:对于死者来说,世俗意义上的命运仍是多变的,于是他将随着子孙的兴衰荣辱时而幸福,时而不幸了。盖棺也不能论定。

为了证明幸福的存在,哲学家们便重新定义幸福。语言是哲学家的魔杖,它能化有为无,也能无中生有。但是,此时此刻,所有这些讨论未免太复杂了。

一个苦难中的女人对于幸福的理解十分简单:“现在我看别人,觉得谁都那么幸福。”别人的孩子活着,我的孩子却要死,幸福与不幸的界限泾渭分明。

有一回,我做一个小手术,麻醉剂使我暂时失去了排尿功能,尿憋得极难受却不能排出。这时候,当我听到身旁有人畅快地哗哗排尿时,我确实觉得那人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了。

那么,世上还是有幸福的,那就是我们业已失去的一些非常平凡的价值。在病人眼里,健康是福。在受难者眼里,平安是福。可是,在我们尚未失去它们时,我们却并不引以为幸福。人心固重难而轻易,舍近而求远,所以幸福是难的。

11

一个孩子患了绝症,她的父母曾经为此哭得死去活来。可是,此刻,她的母亲眼睛盯着电视机,被一出喜剧小品逗得笑出了声。孩子听见妈妈笑,也笑了。她的父亲坐在桌旁,一支烟,一杯茶,读一本买了很久尚未开读的书,享受着午后的宁静。

我心里突然一惊。我为人们包括我自己对于苦难的冷漠感到震惊。

我的女儿不久于人世了。随后,无需太久,她的父母也会死去。岁月流逝,世代更替,总有一天,我和我的正在遭灾的小家庭将在世上消失得干干净净,不留一丝痕迹。事情就这么简单。我为事情这么简单感到震惊。

当我感到震惊时,我是抽身出来,做了一个旁观者。对于人生的苦难,也是旁观者清。只要痛苦有间隙,而最后的结局尚未临头,身受者就不可能一味悲伤。倒是在旁观者眼里,苦难永远直接呈现,一眼望到了头。

在一刹那间,我用旁观者的眼光异乎寻常地看清了我身受的苦难,于是感到震惊。

然而,看清了又能怎样?这种清醒除了绝望还能带来什么?那么,冷漠岂非生命本能的一种自卫?

对于一切悲惨的事情,包括我们自己的死,我们始终是又适应又不适应,有时悲观有时达观,时而清醒时而麻木,直到最后都是如此。说到底,人的忍受力和适应力是惊人的,几乎能够在任何境遇中活着,或者——死去,而死也不是不能忍受和适应的。到死时,不适应也适应了,不适应也无可奈何了,不适应也死了。

正是这一点使我感到分外震惊。

12

一个过程突然失去了目的,人会感到荒谬。荒谬是清醒的人的感觉。这个失去了目的的过程长久延续下去,人就会疲乏,麻木,而荒谬感也就被无聊感取代了,仅在某些清醒的片刻浮现出来。

然而,什么是无聊感呢?它岂不就是打着磕睡的荒谬感?

表面上一切正常,仅仅是表面上。

我们不可能持之以恒地为一个预知的灾难结局悲伤。悲伤如同别的情绪一样,也会疲劳,也需要休息。

以旁观者的眼光看死刑犯,一定会想象他们无一日得安生,其实不然。因为,只要想一想我们自己,谁不是被判了死刑的人呢?

无聊感麻痹我们对于灾难结局的注意力,阻断我们的悲伤,驱使我们在眼前的过程中寻求消遣,从而疏通和保护了我们尚存的生命力。

13

习惯,疲倦,遗忘,生活琐事……苦难有许多貌不惊人的救星。人得救不是靠哲学和宗教,而是靠本能,正是生存本能使人类和个人历尽劫难而免于毁灭,各种哲学和宗教的安慰也无非是人类生存本能的自勉罢了。

许多民族的宗教都规定了为死者哀悼的期限。其实,没有这些规定,哀伤也不会无止境地延续下去。荷马告诉我们,尼俄柏在她的七子七女被杀尽之后,也曾经停止恸哭,饥饿使她端起了饭碗。

人都是得过且过,事到临头才真急。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头上,仍然不知道疼。砍下来,只要不死,好了伤疤又忘疼。最拗不过的是生存本能以及由之产生的日常生活琐事,正是这些琐事分散了人对苦难的注意,使苦难者得以休养生息,走出泪谷。

“你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该忘就得忘,难道要记一辈子?”

我想起很久以前的这一段对话,不禁微笑了。如果生命没有这样的自卫本能,人如何还能正常地生活,世上还怎会有健康、勇敢和幸福?古往今来,天灾人祸,留下过多少伤疤,如果一一记住它们的疼痛,人类早就失去了生存的兴趣和勇气。人类是在忘却中前进的。

14

面对苦难,我们可以用艺术、哲学、宗教的方式寻求安慰。在这三种场合,我们都是在想象中把自我从正在受苦的肉身凡胎分离出来,立足于一个安全的位置上,居高临下地看待苦难。

艺术家自我对肉身说:你的一切遭遇,包括你正遭受的苦难,都只是我的体验。人生不过是我借造化之笔写的一部大作品,没有什么不可化作它的素材。我有时也许写得很投入,但我不会忘记,作品是作品,我是我,无论作品的某些章节多么悲惨,我依然故我。

哲学家自我对肉身说:我站在超越时空的最高处,看见了你所看不见的一切。我看见了你身后的世界,在那里你不复存在,你生前是否受过苦还有何区别?在我无边广阔的视野里,你的苦难稍纵即逝,微不足道,不值得为之动心。

宗教家自我对肉身说:你是卑贱的,注定受苦,而我将升入天国,永享福乐。

但正在受苦的肉身忍无可忍了,它不能忍受对苦难的贬低甚于不能忍受苦难,于是怒喊道:“我宁愿绝望,不要安慰!”

一切偶象都沉默下来了。

15

人生的终点是死,是空无,在终点找不到意义。于是我们只好说:意义在于过程。

可是,当过程也背叛我们的时候,我们又把眼光投向终点,安慰自己说:既然结局一样,何必在乎过程?

着眼于过程,人生才有幸福或痛苦可言。以死为背景,一切苦乐祸福的区别都无谓了。因此,当我们身在福中时,我们尽量不去想死的背景,以免败坏眼前的幸福。一旦苦难临头,我们又尽量去想死的背景,以求超脱当下的苦难。

生命连同它的快乐和痛苦都是虚幻的——这个观念对于快乐是一个打击,对于痛苦未尝不是一个安慰。用终极的虚无淡化日常的苦难,用彻底的悲观净化尘世的哀伤,这也许是悲观主义的智慧吧。

然而,我终究是过程中人,除了过程一无所有,我不能不执著于过程。人生如梦,却不是梦,诞生和死亡竟都沾满着血污,这血污不是仰望星空的眼睛回避得了的。

16

世上一切宗教和哲学中,佛教最彻悟人生的真相。它看破有,安于无,谓之空。

西方人始终没有达到空的境界。基督教执著于有,强以无为有。西方虚无主义求有不得,但不安于无,故充满焦虑。

流俗中的佛教已经与佛的本义南辕北辙。佛要破除对是非利害祸福的执著,俗众却要借佛的法力求是舍非,趋利避害,乞福去祸。佛以无制有,俗众却以有制有。佛以出世法断祸福之因果,俗众却祈求以福补偿祸,从而埋下新的祸根,永被因果所困。

用佛理看我遭受的苦难,百惑皆消。一个从未存在过的小生命,因缘送来,因缘带走,何至于悲痛欲绝?我自己也只是一个随缘生灭的空相,如何执著得了?空空世界里的一阵风,一片云,聚散无常,笑什么,哭什么?

然而,毕竟身在因缘之中,不是想跳就能跳出来的。无我的空理易明,有情的尘缘难断。我自知太爱人生,难成正果,宁愿受苦,不肯悟入空境。也许终我一生,佛只是一门学问,不能成为我的信仰了。

17

爱是痛苦之源。爱得越深,痛苦也越烈。于是,佛指点灭苦之道:断绝爱欲,看破红尘。

然而,我不能不爱,不愿不爱。我的爱不理睬佛的教导。

大爱者大痛苦,有的人肩负着大痛苦前行。小爱者小痛苦,有的人被小痛苦摧毁了。可见爱者必痛苦,痛苦者却未必毁灭。

佛的智慧把爱当作痛苦的根源而加以弃绝,扼杀生命的意志。我的智慧把痛苦当作爱的必然结果而加以接受,化为生命的财富。

任何智慧都不能使我免于痛苦,我只愿有一种智慧足以使我不毁于痛苦。

18

我设想,一个人只要对自己的身外遭遇保持距离,始终坚持自己对它们的独立性,在内心深处做到不动心,那么,世上就没有任何苦难能够伤害他了。

这个我爱得如痴如醉的女人要弃我而去了?好吧,让我冷静地想一想,在茫茫人海中,她与我的相遇纯属偶然,我们完全可能在不同的人群中漠不相干地生活一辈子。既然如此,我有何必要为她的离去痛不欲生呢?

我的某个亲人快要死了?好吧,让我冷静地想一想,无论配偶、父母还是孩子,他们成为我的亲人也都是纯属偶然,我完全可能同另一个人结婚,父母完全可能不生我,我完全可能不生这个孩子,如此等等。既然如此,我为丧失这样偶然的一种关系而悲痛欲绝,岂不痴愚?

这样想时,除了直接施于我的肉体的打击之外,一切皆成为身外遭遇,我就可以做到刀枪不入,风雨如磐了。

可是,这样想时,我也就成为一个没有亲人、没有爱、没有心的东西,不再是人,而是一块石头了。

事实上,我哪里做得到。到头来我总发现,我所爱的人使我如此牵肠挂肚,我们之间的悲欢离合决非我的身外遭遇,而恰恰是我的生命的基本内容。除去它们,我的生命便成了一个空壳,我也就不复是我了。

那么,就让我继续为爱而受苦吧,也胜似做这样一个任何苦难伤害不到的空壳。

19

黄昏,沿小河散步,看见情侣们依然缠绵,孕妇们依然安闲,牵着孩子小手的父母们依然快乐。正当灾祸笼罩着我的时候,他们头顶上的天空依然绚丽。在不幸者四周,生活在照常展开。

当然,这是正常的。

对于别人的痛苦,我们很容易藉移情作用而发生同情,有时候旁观者的想象甚至会超过当事人的身受。但是,移情毕竟不是身受,所以真同情是很难的。

我们最爱的还是自己,最怕的还是自己的死。于是我勉励自己:就把我所爱的人的死当作我自己的死来对待吧,只要我能怀着自尊平静地面对自己的死,也就能平静地面对这个悲剧了。可是,我立即发现,我的自尊包含着自欺,因为这终究不是我的死,我无法真正感受这个即将死去的小生命的可怕解体。如果我真做到了平静,也只是对另一个生命的疾苦业已麻木了而已。

人们爱你,疼你,但是一旦你患了绝症,注定要死,人们也就渐渐习惯了,终于理智地等待着那个日子的来临。

然而,否则又能怎样呢?望着四周依然欢快生活着的人们,我对自己说:人类个体之间痛苦的不相通也许正是人类总体仍然快乐的前提。那么,我的灾难对于亲近和不亲近的人们的生活几乎不发生任何影响,这就对了。

20

幸运者对别人的不幸或者同情,或者隔膜,但是,比两者更强烈的也许是侥幸:幸亏遭灾的不是我!

不幸者对别人的幸运或者羡慕,或者冷淡,但是,比两者更强烈的也许是委屈:为何遭灾的偏是我!

不幸者对不幸者又会如何呢?

一个丧子的母亲获悉另一个曾与她比邻而居的母亲不久后也丧了子,同病相怜的悲悯敌不过幸灾乐祸的欢欣,她在屋子里又笑又闹,接着警觉到自己的失态,便大声问道:“尽管我很同情她,但我还是感到高兴,我不应该吗?”

可怜的女人,当然不应该。不幸者理应互相同情,要不你们还能从哪里获取同情呢?何况别人的苦难并不能消除你的苦难,她的孩子死了,你的孩子难道能因此复活?

不对,即使杀死她的孩子就能救活我的孩子,我也决不肯这样做。但我说不清为什么,就是感到高兴。我是一个坏女人吗?

你不是坏女人。我明白了,不幸者需要同伴。当我们独自受难时,我们会感到不能忍受命运的不公正甚于不能忍受苦难的命运本身。相反,受难者人数的增加仿佛减轻了不公正的程度。我们对于个别人死于非命总是惋叹良久,对于成批杀人的战争却往往无动于衷。仔细分析起来,同病相怜的实质未必是不幸者的彼此同情,而更是不幸者各以他人的不幸为自己的安慰,亦即幸灾乐祸。这当然是愚蠢的。不过,无可告慰的不幸者有权得到安慰,哪怕是愚蠢的安慰。

21

我总是羞愧地躲开那些遭了不幸的人,因为我知道他们的悲伤不该受到搅扰,也因为一旦相见我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对于我来说,没有比向不幸者说同情话更难堪的了。

现在,我自己遭到了不幸,那些和我性情相似的人也躲开了我。在这小心翼翼的回避背后,我能感觉到那一份体贴和窘迫。

有一天,我把他们请到家里。

“什么也不用说,或者随便说些什么。”我微笑着说。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渐渐活跃起来,说着平时关心的种种话题。

送走他们后,我感到一阵轻松。我终于把他们在沉默中分担的我的不幸全部收归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