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爱丽森·卡特尔一样，我也于1950年出生在德比郡；也像她一样，在一天一天长大的过程中，渐渐熟悉了怀特峰一带的石灰岩山谷。这里的暴风雪常常把我们与外界相隔绝，对此我们一点儿也不陌生。我们都不会忘记，有一场暴风雪曾使得在巴克斯顿举办的板球赛被迫中止。

所以，当爱丽森·卡特尔在1963年12月走失之后，相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我和我的同学都更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我们不仅了解她长大的那个村庄，也很了解整个这一带的村庄。我们知道她每天都干些什么。在教室里，我们忍受着相似的煎熬，在卫生间里，我们曾为“披头士四人组合”中哪一个最让我们心动而争吵。在我们自己看来，我们都怀着共同的希望、梦想和恐惧。正因为这样，一听到“走失”一词，我们都相信爱丽森·卡特尔一定是出了什么可怕的事儿。因为我们也相信，在十二月中旬的德比郡，有一种九九藏书网情形对于一个像她那样——也就是像我们这样的女孩子——是无论如何也逃脱不了的。

并不只是十三岁的女孩子相信这一点。上百人自愿参与了搜寻，我父亲也是其中一员。他们搜遍了斯卡代尔附近的高沼地和森林茂密的峡谷。当他结束了一天的搜寻，毫无结果地回到家里时，他那严峻、恐怖的表情至今依然鲜活地铭刻在我的记忆当中。

我们一直关注报纸上有关寻找爱丽森·卡特尔的报道。在学校，一连好几周，每天总会有人做出新的猜测。这么多年之后，我依然有很多问题想问乔治·贝内特——当年负责这个案子的警官，但有些问题他未必能回答。

我的叙述不仅仅是以乔治·贝内特当时的记录和现在的记忆为基础。为了写这本书，我多次走访了斯卡代尔以及附近地区，采访了很多当时对爱丽森·卡特尔事件提供线索和看法的人，收集他们对此事的印象，比较他们作为亲身经历者的描述和见解。此书之所以能够完成，主要得益于包括珍妮特·卡特尔、汤姆·克拉夫、皮特·格伦迪、查尔斯·洛马斯、凯西·洛马斯以及唐·斯玛特等人的帮助。虽然我在借用艺术手法表达人物的心理、情感和对话时，并非与现实生活中的人一一对应，但这些都是以我对依然健在的相关人员的采访为依据的。他们愿意帮助我把这一事件中的群体和个人忠实地塑造出来。

当然，1963年12月那一天夜间发生的事情，有一些永远也不会为人所知了。但是，对于任何一位被爱丽森·卡特尔的生与死所牵动的人，无论时光怎样流逝，无论和她熟悉还是陌生，乔治·贝内特对这起暴行——20世纪60年代最令人发指的暴行之一——的描述都将是摄人心魄的。

在很长一段时期里，由于人们对众所周知的“沼泽谋杀”议论纷纷，便渐渐淡忘了这一事件。但是，爱丽森·卡特尔的命运就像遭遇“沼泽谋杀”一样悲惨，因为她落在了一个凶手之手，而她是这个凶手唯一一个被害人。她的死给人的启示至今依然很重要。如果爱丽森·卡特尔事件向我们昭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即使最险恶的用心也可能会戴着友善的面具。

无论如何，爱丽森·卡特尔都不会起死回九_九_藏_书_网生了。但是，以她的不幸警示世人，可以防止更多的人受害。如果此书能够达到这一目的，那么我和乔治·贝内特都会感到十分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