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个月过去了。白色的冬天到了，它带来了：晴朗无云的严寒的冷寂，轧轧作声的积雪，树枝上浅红色的霜花，浅绿色的天空，烟囱上袅袅的浓烟，门突然打开时冲出来的一阵阵的热气，还有行人的好像让寒气冻伤了的通红的脸，和冻得打战的马的飞奔。正月里的某一天已经快过完了，傍晚的寒冷在静止的空气中更觉刺骨，血红的夕阳又匆匆地逝去。在马利因诺宅子的窗里正是灯烛辉煌，普罗科菲奇穿着黑礼服，戴着白手套，带着特别庄严的表情在餐桌上摆了七份餐具。一个星期以前在本地区的小礼拜堂里静悄悄地举行了两对夫妇的婚礼，几乎连证人也没有——这是阿尔卡季同卡佳，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同费尼奇卡的婚礼。在这一天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替他的哥哥饯行，他的哥哥有事情要到莫斯科去。安娜·谢尔盖耶夫娜在参加了婚礼、并且送了一份厚礼给这对年轻夫妇以后，马上也到莫斯科去了。

正是在三点钟的时候，大家围着餐桌坐下来。米佳也占了一个座位，旁边有一个包着锦缎头帕的奶妈照应他，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坐在卡佳同费尼奇卡的中间；两位“新郎”便挨着自己的妻子坐下。我们这两位朋友近来都有点儿改变了，他们都长得更漂亮，而且更有男子气概了；只有帕维尔·彼得罗维奇比以前瘦了一点儿，这反而给他那富于表情的面貌添了优雅和……费尼奇卡也不同了。她穿了一件新绸衫，头发上扎了一条宽的天鹅绒带子，脖子上挂了一条金链子，她坐在那儿，恭恭敬敬地一动也不动，她对她自己，对她周围的一切，都很恭敬，她老是微笑，好像要说：“请你们原谅，我并没有错。”不只是她——所有其余的人也都在微笑，好像也都带着抱歉的样子；他们都觉得有一点儿拘束，有一点儿惋惜，其实都很高兴。他们带着近于滑稽的殷勤互相周旋，仿佛他们全同意来表演一出天真的喜剧似的。卡佳算是这些人里面最镇静的了：她安心地朝她的四周看；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已经非常喜欢她了，这是看得出来的。午饭快吃完的时候，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站起来，手里拿着酒杯，脸向着帕维尔·彼得罗维奇。

“你要离开我们了……你要离开我们了，亲爱的哥哥，”他说，“当然，不会久的；不过，我还是不能不对你说，我……我们……我多么……我们多么……唔，挺糟的是，我们不会演说！阿尔卡季，你说吧。”

“不，爸爸，我一点儿也没有准备。”

“好像我就准备得挺好似的！好吧，哥哥，只是让我们来拥抱你一下，祝你万事顺遂，盼你尽快地回到我们这儿来！”

帕维尔·彼得罗维奇跟每个人都亲过了，自然连米佳也在内；对费尼奇卡，他还亲了一下她的手，可是她还没有学会把手伸给别人去亲呢；他喝干了第二次斟满的酒，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道：“祝你们快乐，朋友们！Farewell！（英语：别了。）”这最后一句英国话谁也没有注意到；（帕维尔不说“再见”，却说“别了”，可见他不打算再回到他们中间来。这一点大家都没有注意到。）不过大家都很感动。

“巴扎罗夫的纪念。”卡佳在她丈夫的耳边轻轻地说，她跟他碰了碰杯。阿尔卡季用热烈的握手来回答她，可是他不敢高声提出祝饮的话。

这好像应该完结了吧？可是也许有一两位读者想知道我们在前面介绍过的那些人物现在——就是这个时候——在做些什么事情。我们愿意让他们满意。

安娜·谢尔盖耶夫娜最近嫁了人，她结婚不是为了爱情，却只是出于信念。她的丈夫是一个俄国未来的政治家，这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一个处世常识丰富、意志坚强、而且有惊人辩才的法学家——年纪不大，脾气好，冷得像冰一样。他们处得极和睦，可能有一天会达到幸福吧……可能会产生爱情吧。X公爵夫人死了，她一死，马上就让人忘记了。基尔萨诺夫父子一直住在马利因诺；他们的事业开始好转。阿尔卡季现在对经营农庄的事非常热心，他们的“农场”如今每年可以有一笔相当大的收入。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做了调解官（一八六一年农奴解放以后新设的一种官职；专门调解地主和农民中间关于土地的纠纷。），他拿出全力来办事，他不停地在他那个区里奔走，发表长篇演说（他以为农民应当给“开导到明白事理”，那就是说，应当对他们把同一套话反复地说许多遍，讲到他们听累了为止）；可是说实话，不但一班有教养的乡绅对他并不十分满意，那班绅士讲起“解放”这个字眼来，时而讲得漂亮干脆，时而忧郁凄凉，故意把эмансипация（解放）的第一个字母念掉了（而且念ман音的时候还带了很重的鼻音）；还有一班没有受过教育的乡绅也不大喜欢他，那班人常常毫不客气地咒骂“那么个解放”。这两种乡绅都说他心肠太软了。卡捷琳娜·谢尔盖耶夫娜生了一个儿子，叫科里亚；米佳一天高兴地到处乱跑，话也讲得清楚流利了。费尼奇卡，费多西娅·尼古拉耶夫娜，除了她的丈夫和米佳外，就最崇拜她的媳妇，要是她的媳妇弹起钢琴来，她便高兴地整天坐在媳妇旁边。我们顺便讲一讲彼得。他越长越傻，也越是神气。他讲起话来把所有е的音都念成ю，他把“现在”（“杰别儿”）念成了“久比忧儿”，可是他也结了婚，并且得到一份相当可观的嫁妆，他的妻子是城里一家菜园主人的女儿，曾经拒绝了两个很好的求婚者，只因为他们没有表；彼得不但有表——他还有一双漆皮鞋。

在德累斯顿的布吕尔台地（布吕尔台地：在易北河上德累斯顿旧要塞墙上；布吕尔（1700—1763）是波兰国王和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图斯三世的首相。）上，每天下午两点到四点中间——那是最时髦的散步时间——您可以遇见一个五十岁光景的人。他的头发完全灰白了，他好像害着关节炎似的，可是他的相貌仍然很漂亮，衣服也很讲究，而且举止间还带了一种特别的风味，那是只有在高等社会里生活了很久的人才会有的。这就是帕维尔·彼得罗维奇。他从莫斯科到外国去休养，就在德累斯顿住了下来，在这儿他喜欢跟英俄两国的游客来往。他待英国人没有架子，差不多到了谦虚的地步，不过仍然保持着他的尊严，他们觉得他有点儿枯燥乏味，可是尊敬他是一位十足的绅士，用他们自己的话说，“a perfect gentleman”（英语：一位十足的绅士。）。他待俄国人比较自由，没有拘束，他随意发脾气，常常挖苦他自己，也挖苦他们，不过他始终保持着极和蔼的、而且随便的态度，没有一点儿失礼的地方。他抱着斯拉夫派的见解，谁都知道，在上流社会里这是被认为très distingué！（法语：十分可敬的。）他从来不阅读俄文书报，可是在他的写字台上有一个银质的烟灰碟，形状像一只俄国农民穿的树皮鞋。我们的游历家都喜欢去拜望他。马特维·伊里奇·科利亚津有一个时期

库克什娜也到外国去了。她现在住在海得堡，已经不研究自然科学，却研究建筑学了，据她自己说，她在建筑学上已经发现了新的法则。她仍然跟一班大学生常常来往，特别是跟那些研究物理学和化学的俄国青年来往，在海得堡有的是这样的人，他们初到的时候，他们对事物的清醒的见解常常叫朴直的德国教授们吃惊，可是后来他们的完全无所作为与极端懒惰又叫这些教授惊奇了。西特尼科夫同两三个这一类的年轻化学家一块儿在彼得堡城里跑来跑去，那些化学家连氧气跟氮气也分不清楚，可是装满了一肚皮的否定和自尊心，还有那个伟大的叶利谢维奇也同他在一块儿，西特尼科夫现在准备自己也做一个大人物了，他在彼得堡闲逛，据他自己说，是在继续巴扎罗夫的“事业”。外面传说他新近让什么人打了一顿，可是他对那个人也报了仇：在一份没有名气的小报上一篇没有人注九_九_藏_书_网意的小文章里面，他露了一点意思说打他的人是一个胆小鬼。他把这个叫做讽刺。他的父亲还是像从前那样地虐待他，他的妻子当他是一个傻瓜……和一个文人。

在俄国一个偏僻的角落里有一个小小的乡村公墓。差不多跟所有我们的公墓一样，它的外表是很凄凉的；它四周的沟里早已长满了青草；灰色的木头十字架也倒下来了，在它们的曾经油漆过的顶盖下面慢慢地腐烂；墓石全移动过了，好像有什么人从下面把它们抬起来似的；两三棵光秃的树遮不了日光；羊群自由自在地在坟上面来来去去……可是这些坟中间有一座却没有让人碰过，也没有给畜类践踏过；只有黎明的时候有一些小鸟在坟上唱歌。坟的四周围绕着铁栏；它的两边种了两棵小枞树。叶夫盖尼·巴扎罗夫就埋在这座坟里面。从附近的小村子里常常有一对非常衰老的夫妇来上这座坟。他们互相搀扶着，慢慢地拖着脚步走来；他们走到铁栏跟前，就跪在地上，伤心地哭上好久，他们长久地注意地望着那块不会讲话的石头，他们的儿子就睡在它底下；他们谈了几句简短的话，揩去了石头上的尘土，整理一下枞树的枝子，便又祷告起来，他们不能够离开这个地方，在这儿他们好像跟他们的儿子离得更近，好像跟他们对儿子的回忆也离得更近……难道他们的祷告，他们的眼泪都是没有结果的吗？难道爱，神圣的、忠诚的爱不是万能的吗？啊，不！不管那颗藏在坟里的心是怎样热烈，怎样有罪，怎样反抗，坟上的花却用它们天真的眼睛宁静地望着我们：它们不仅对我们叙说永久的安息，那个“冷漠的”大自然的伟大的安息；它们还跟我们讲说永久的和解同无穷的生命呢……